书到用时方恨少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风华杂文征文

　　书到用时方恨少
　　公今度
宋太宗贵为天子，却喜好读书。《太平编类》一千卷，一天三卷，一年读完。如果漏读，就改日补上。他颇自豪于有这个“学而时习之”的好习惯，以四字总结曰：“开卷有益”。
宋初，出书不容易。今天谁有宋版书，造藏书楼都可以以它命名。那年代出书，书稿“杀青”才刚开了头，接着就要缮写，刻板，印刷，配页，装订，没有复印机和卷筒机，就得费不少手脚。内容算不上“书”的东西，当然排除在外，排上队而终于出刊流传开来的，或文或史或记或札，总有它值得“出”的思想、见解。那时信息少，知识爆炸不了。有书可读，定有所得，所以，即便《太平御览》算不上了不得的学术著作，但做皇帝的能手不释卷，总比沉湎于酒色为好。因此，“开卷有益”的话，大体上是不错的。
但是，自有书，免不了有对立的观点。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韩非讲法治，孔孟讲仁义。他们的主张，彼此打架，开卷读书，就应了胡适博士的话：“脑子里让这群马跑得一塌糊涂。”这样，开卷还有益么？幸好，人是有思考和批判能力的。“开卷”越多，这种能力也越强。脑子里虽有千军万马，互相攻伐，但最终可以理出头绪来。因此，从这个观点看，即使脑壳如跑马场，“开卷”还是“有益”的。
随着技术进步，出书容易了。乌七八糟的东西遂有了成书机会，于是，书异化为禁书。禁，即不让“开卷”了，因为它无益而有害。这类禁书，大别有三：反动的，迷信的，淫秽的。读书人脑子如一张白纸，此类书还是不“开卷”为好，所谓“小童不宜”；如果为了制服它，知彼知己，那末还得有选择地读一点。但为了保险起见，不妨划一些“禁区”，如“内部发行”之类。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虽然真正的篱笆是人的抵御能力。
兜着圈子说这番话，为的想说：中小学教材，大学的“高头讲章”，总不属于“无益有害”的书罢！从“碑林”刻在大石上的十三经开始，一直到今天的“部颁教材”，总不能说是“无用之书”罢！眼下有人认为“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浪潮的掀起，是由于“读无用书”使得大家厌烦了的缘故。我认为这结论有点牛头不对马嘴。难道学生逃学，旷课，流生，经商，老师弄到卖茶叶蛋、自谋“创收”之不暇，仅仅是出于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陈旧落后的一种反抗么？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需要改进，这话谁说都对。但是若说这是引起全社会“读书无用”思潮泛滥的原因，这样的分析是以偏概全，是对几十年教学改革的否定，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书，对知识，还是少来点“实用主义”。“书到用时方恨少”，什么是“用”时，不能光顾眼前。世上难道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理？难道在真理之中没有遍历世纪而不移的绝对真理的存在？有，有的是。认为它们全已“过时”、“无用”，对它们取轻薄态度，这确是一种信仰危机。儒家思想不属于这种“绝对真理”，今天尚且有人认为“可以抵御歪风”；真正能够抵御歪风的思想武器，我们又怎能轻易地宣布它们是“无用”的呢！
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理论，环顾域内，实践倒是不少，“出”的却是不多。原因是什么？基础理论不够？对实践下功夫总结、概括、研究得不够？也许两者都有。忽视理论，轻视知识，随心所欲地宣布某些书为“无用”，却同时又让不法之徒偷印大量“不能开卷”的有害读物，长此“实用主义”下去，将给我们民族带来严重后果，其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
（作者单位：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