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过要种地”——北京顺义县一起承包土地合同纠纷纪实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我们不过要种地”
　　——北京顺义县一起承包土地合同纠纷纪实
　　本报记者　蒋亚平　法制日报记者　蒿梅升
村委会派拖拉机耙了承包户种好的麦地。
9月24日。北方种麦的黄金时节。
下午。顺义县李桥乡半壁店村一块5亩大的麦地。农民王岐山坐在地头。面前的代大队长孙志春，身后跟着一台拖拉机，要闯进田把王岐山刚种一天的麦耙掉。
王岐山挡着拖拉机，对峙3个小时。
村党支部书记王永起走来。孙志春问：“不让耙，怎么办？”王永起答：“不让耙也得耙，绕过去耙！”
机器轰鸣。新播的麦地被耙了个稀烂。
拖拉机，你为什么这样野蛮？
当初，干部好一阵动员，农民才满腹疑虑地，在
经过公证的合同书上按了手印。
1984年底，半壁店决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农民担心政策多变，满腹疑虑。大队干部又是动员，又是许诺，一个劲儿鼓励大家多包，还从县公证处请来公证人员，49户农民才于1985年1月1日在承包土地合同上签字画押。
合同规定：承包期5年以上；一等水田每年每亩交23.8元承包金，一等旱地11.8元；承包金每年年底交；还规定，如果一方不履行合同，要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合同签订当年，双方履约认真。一承包户因力量不足，签约后半月提出退地，被村委会依合同罚款3750元。大部分承包户则拴车买马，苦心经营，除按规定交纳了钱、粮，收入都不赖。
合同签订后，村委会一年一变，最后声称合同无
效，收回土地。农民起诉。
第一次“变”在1986年春。村委会单方宣布提高承包金，一等水田和旱田都变成每年每亩30元，若不执行，收回承包地。承包户为了抢农时，按新规定交了款，但很不满意。
第二次是1987年2月，又值春耕好时光。村委会突然宣布，承包土地全部收回，以户承包改为“农场”承包，实行“适度规模经营”；20个承包户坚决拒绝。于是村委会又单方变更承包金和交款时间，水田每年每亩承包金提高到61元；交款时间改为年初交60％，年底交40％。承包户认为这是变相收回土地，坚决反对，多次上访，一直到诉之于法律。律师王嵩山先行调解，但王永起拒绝了。
1987年3月24日，20户农民正式向顺义县人民法院起诉，控告村委会违背合同，并要求村委会偿付违约金和赔偿纠纷过程中的一切经济损失，继续履行原合同。
法院的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结果出来个“5点
意见”。矛盾加剧。
顺义县人民法院于这20户农民起诉当日立案。
诉讼期间，农田急需追肥，但村委会不按数供给化肥。王永起说：“你们不是告我们吗，有能耐你们还告！”
开庭审理，半壁店村委会作为被告，为自己申辩。
理由之一：县公证处已于1986年3月24日撤销公证，原合同即被视为解除。
20户农民代理人、律师王嵩山反驳：据县公证处介绍，村委会曾两次派人前往县公证处要求撤销公证。第一次，县公证处表示必须双方同意并且同在现场，合同公证才能撤销，没予理睬。第二次，村里谎称已和承包农户座谈过，都同意撤销公证，县公证处才开出撤销公证的通知。事后，村委会未将骗来的撤销合同通知书发给承包户。律师强调，即便没有公证，也不影响合同执行，公证并不是必经程序。
理由之二：村里提高土地承包金是因为水电费涨价；农业税提高，干部工资开支大，杂费开销多。另外，县委有政策性规定。
王嵩山认为，国家土地税每亩提高1元的规定，是1987年4月公布的，不能成为村委会当年1月提高承包金的理由。王嵩山出示证据证明，由于雨量增加，水、电费涨价幅度小，农户承包后，灌溉总费用不会上升。而干部的工资开支不应全由种地农民承担；杂费中有相当一部分用来请客送礼了（农民反映，该村有3个不同等级的招待食堂）。至于县委的“政策性规定”，理应服从法律。
开庭后一直过了半年多，顺义县人民法院才作出如下判决：“解除原承包土地合同”，除赔偿几户农民种麦成本费外，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20户农民不服一审判决，3天之后，上诉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又过了半年，即到今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法院才发出民事裁定书，认为“依照有关规定，此类纠纷案件先由该乡、镇、县主管部门解决为宜。”并作终审裁定如下：1、撤销顺义县法院有关民事判决书。2、发回县人民法院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王嵩山认为，北京市中级法院的终审裁定，并没有拿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处理意见。依据第1条，即顺义县法院的一审判决无效，20户农民的原承包合同应被视为继续有效。依据第2条，合同是否有效，则又要由“有关部门”处理。
“有关部门”当然知道怎样处理。9月8日，顺义县农村经济管理站张副站长，向部分承包户口头宣布5条处理意见（张副站长说是经过县委批准的）：1、合同1986年已调整，算作废；2、种麦由村委会统一安排；3、以前欠的承包金及公粮必须交齐，然后再承包，可以优先；4、一切服从适度规模经营；5、对以上意见，同意不同意，都必须执行。否则，影响种麦，由个人承担责任。对此，承包户表示既是县里决定，空口无凭，要文字材料。但后来两次去经管站要，都空手而返。
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幅情景。承包户认为合同继续有效，要自己种麦。村委会认为合同已经无效，要由大队农场统一种植、管理。9月30日，在王岐山麦地被耙以后，村里又要用拖拉机耙掉另一块种好的麦地。律师闻讯赶到，当晚给北京市市长办公室挂去紧急电话，要求制止。野蛮的拖拉机这才没再次开进种好的麦地。
记者两次前去采访。村委会干部不和农民坐一块。
支部书记后来推辞不见。农场场长说不清楚。
记者得知这场纠纷后，于10月4日和10月8日两次前往半壁店采访。10月4日，采访乡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时，记者几次提到叫承包户一起谈，均遭拒绝，只好分录各自所谈情况。
记者：为什么要耙承包户种好的麦地？
王永起：我们搞适度规模经营，种地都是大块的，百八十亩，王岐山这儿种一小块，别人那儿种一小块，都这样，机械化的作用发挥不了。他用牲口耕地、播种，影响土地效益。
王嵩山：20户农民承包的土地一般三五十亩，多的百八十亩，本身都有适度规模。而且，他们都是种田能手，精耕细作，粮食产量普遍比大队硬性搞“四统一”的地产量高。村委会领导人硬要以办农场为名，强行收回按合同承包的土地，再交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搞大包，难道这就是他们讲的适度规模经营？
承包户吴秋利：村委会9月22日硬要在我承包的地里用拖拉机统一播种。其中下坎8亩地，至少有一亩半没播上种，播上的也稀稀拉拉。上坎17亩到现在最多出苗一半，到时产量绝对没有我自己播的高。
10月8日，正是寒露，北京郊区种麦最佳时节已过，记者再次来到半壁店。该村2000多亩麦地，只播种了约一半，大片地里横躺着玉米秸子。播种出苗的地，也大都在公路两边（农民说给人看的）。承包户说，村委会定要大队农场统一种植，种不下去，又不准我们种，肯定要荒地。即便现在种了，也误了季节。
记者要求同王永起再谈谈。王说忙，要找犁田的拖拉机和麦种，一个小时后再谈，坐上崭新的北京213新型吉普（群众称“18万”）一溜烟走了，派大队长、现为“半壁店农场”场长的田雨成接待记者。
记者问：对20户农民承包合同纠纷一事怎么看？
田雨成表示，他去年才任大队长，订合同，改合同，他都没经手，不清楚。
遗憾的是，将近两个小时过去，党支部书记王永起仍不见踪影。
这场纠纷引出的思考：农村第一步改革已解决了
的问题，为何重新成为问题。农民的种地权……
采访告一段落，记者感慨万端。
对半壁店这场未了的土地合同纠纷，承包户现又先后向北京市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提出申诉。相信自有公断。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如何按照经济规律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实行“规模经营”。闹了半天，半壁店纠纷的实质，是村委会要收回土地，成立“四统一”的“半壁店农场”。据了解，这种农场由村干部选定5个人当“作业队长”，农民叫“大包头”，再由这些“大包头”决定承包给谁，给多少。农场规定，种地农民不准务工经商，一亩旱地必须产600公斤粮食，才发70元工资，超了奖，不够罚，农民实际上变成了“大包头”的“作业队员”。农民说，这种“农场”，与以前的人民公社相比，除了工分改成工资，看不出大的区别。
记者问了“半壁店农场”场长一些基本问题，如共有多少劳力，今年总产、单产，包括农场是何时成立的，都说不大清。半壁店机械种麦的质量没有农民手播的高，全村总进度没有联产承包时快，这说明了什么？记者问田雨成产量，他支支吾吾说有200多公斤。农民说是吹牛。可是，村里乡里上报的单产还高于田雨成说的这个数。
承包户对记者表示，我们不过要种地，为什么这样和我们过不去？记者以为，农民要的不仅仅是种地，而是一种种地权，这种地权意味着他们的自主经营权。这不是一个在共和国付出惨痛教训后，已经在前几年大变革中基本解决了的问题吗？
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而不是为村干部所有。作为组成这集体的农户，如何体现和享受他们应有的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