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闪亮的“红星”——红星村的十年变迁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农村改革已十年征文

　　重新闪亮的“红星”
　　——红星村的十年变迁
　　江苏　束芳群
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东去7公里，有条六灶河，河边有个1000多人口的村庄，村依河名，就叫六灶村。
25年前的一天，镇里一位书记将村干部叫去：“六灶这个名字太旧，没一点社会主义味，改改吧。改什么呢？
旭日、东升、东方红，都有了，干脆，你们叫红星吧！”没等村干部反应过来，书记又说道，“回去，好好干，让红星光芒四射，闪闪亮！”
棉花白，菜花黄，25个春秋过去，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红星怎样才能闪闪亮？历史给了红星人比花落花开更丰富的启示。
红星大会堂的变迁
在红星村村部，有一幢大房子，挂了几块牌牌：红星百货商场、红星物资回收商店、红星成人教育中心。
早在红星村还是一片茅草房的年代，它就建成了。红星人在这里创造了千人表演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全村男女老少组成一艘船，年轻力壮的作船头、船帮，手脚不灵的老爹爹、老太太，蹲在“船舱”里捧读红宝书。指挥者红旗一舞，整个船随着乐曲、歌声摇摆起来，跳动起来。那磅礴的气势，那整齐的动作，熔创造力和愚昧于一炉。
县里发现了这个典型，组织全县人来参观学习，把它称为“苏北的小靳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红星大会堂挂起“文化补习学校”的牌牌，参加补习的大多是那些当年站
“船头”跳舞者。1983年，大会堂里兴起了讲座热，讲植保、蚕茧、蘑菇、水产养殖……听众比当年跳舞时人还多。1986年改为成人教育学校后，几乎被7个村办厂包了，来这里讲课的有老师傅、工程师，还有专家教授。
1975年，红星大队副书记张仁贵和大队长吴书贵，在大会堂门前有过一次唇枪舌战。一个说：“吴书贵，你对阶级斗争无所谓，和资本主义一头睡！”一个说：“张仁贵，你别凶，不抓生产喝西北风！”张仁贵现在是安丰镇成人教育中心负责人，吴书贵仍在村里工作。有时，两人碰面，不免“无所谓”“你别凶”地开一通玩笑。当年的政治辩论变成哈哈笑料，这也许是历史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红星人却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八○一二”支委会
在安丰镇所辖36个村中，红星村村办工业是头一名状元。1987年，全村工业产值503万元；今年1至9月份，已完成526万元，预计年底将达800万元。
红星人谈起村办工业的发展，无不提起“八○一二”支委会——1980年12月的一次支委会。
1979年，红星村办起第一爿厂——红星电线厂。第一年，倒亏4000元；第二年，产值20万元，填了上一年的亏损，还赚1万元。年终分配时，厂长吴瑞根给村党支部送一份报告，要求给3个跑供销的每人10元奖金。7个支委面对着这份报告，不知如何发表意见：红星人吃饭，向来是一人一碗，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多给10元奖金，不是冒尖了么？支委会开了半天，答复说：不能这样干。
吴瑞根想不通，一气之下，打了辞职报告。支委们又坐半天板凳，答复：服从需要、不准辞职。吴瑞根找到老支书，夸下海口：“你批这10元奖金，我明年给你增加1万元利润。”老支书似乎动了心，说：“你通知一下，明天下午开支委会。”第二天，其他支委来了，老支书却回避了。吴瑞根找遍全村，才在村东北角一小屋里找到，把他拖到会场。会开到深夜，作出这样一条决议：厂里工资、奖金如何分配，由厂长做主。
有人说这是一条“滑头决议”，怕出问题担责任；有人说这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在当时算得一项“超前改革”。不管支委会作这条决议是出于何种考虑，客观上，它摘掉了吴瑞根头上的“紧箍咒”，使他能放开胆子，放开手脚干。1981年电线厂创利6.5万元；1982年，创利12.3万元；1983年，创利24.8万元……
在这以后办起的塑料厂、拉丝厂、汽车修配厂等也都照“八○一二”支委会决议行事，竟然都办成了，一爿没有倒。红星人称“八○一二”支委会为“我们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未免过誉；但它对放开搞活红星经济所起的作用，却又不能低估。
“二十五条复辟方式”
六灶河畔，新砌一幢楼房，主人周瑞才，56岁，头上有几顶闪光的桂冠：劳动模范，致富能手，养殖专业户。然而，在10年前，周瑞才却是一个臭名远扬的“复辟资本主义典型”，全队人总结他有25种复辟资本主义方式：养鸡、养鸭、卖韭菜、做砖坯、多占十边地、下海滩割草等等。
在割“尾巴”年代中，红星村曾创造许多堪称第一的奇迹：全村没有一家自留地种粮食，二小队群众自愿两年不要自留地，五小队一公里长的居住区里听不到鸡鸣狗叫……“尾巴”割得越清，红星人越贫困。1979年每个工分值一角八分钱，几十户人家欠粮欠款。当时，有人描绘干活情景是：“旗子一扯，呼呼啦啦，奔到田头，我看你，你看他。”
1980年，县里在周瑞才所在的生产队试点搞生产承包责任制。周瑞才到镇里、县里开了几次会，吃了定心丸。把过去的那些“复辟资本主义”的方式，变成了条条致富门路，哪样赚钱，侍弄哪样，每年收入万把出头。周围那些曾批斗过他的人，起始眼红，继之跟着学，一个个也脱贫致富。如今的老一队，25户人家，17户万元户。
住楼房，喝老酒。周瑞才常常怀念当年一起被揪斗的陈德银老爹。陈德银也算村里的一个能人，石匠活、泥瓦匠活、木工活都精。那一年，他养了八只鸭子，割“尾巴”战斗队逼着他背着鸭子，到一家家门前当反面教员：“我这是复辟资本主义，你们不要学我。”不久，陈德银去世，给两个儿子留下4角钱。
如今，陈德银两儿子，一个是豆制品专业户，一个是养殖专业户，年收入都是超万元。二儿子陈明星对我说：“我父亲本事比我们大，社会主义早这么干法，我家不知富到哪里了。”他领我们走进母亲住的房子，老太太68岁，屋里养着蚕，门口有20多只鸡，还养着五六只羊。
“养鸭子没有？”我问她。
“瞧河里。”老奶奶告诉我说。
门前小河里，不多不少，八只鸭子正展翅戏水，呷呷歌唱。我看着眼前这一切，看着老太太，不由得想：陈德银黄泉有知，该会多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