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女工控诉资本家虐待和迫害女工的罪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各地女工控诉资本家虐待和迫害女工的罪行
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事实，表现在女工方面是尤其严重的。违法资本家用尽种种卑鄙的、野蛮的手法，欺骗、虐待、压迫女工，从女工身上榨取了大批的非法利润。在当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中，各地女工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会的领导下，纷纷愤怒地检举了资产阶级的这些罪行，决心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残酷地虐待女工
解放以后，女工也和男工一样，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可是，资产阶级不让女工翻身，他们仍采用旧社会封建野蛮的统治办法，继续欺压、虐待女工。苏南无锡市“鸿丰”、“协成”两个丝厂的资本家让管理员用铁钉、木棒打女工，用脚踢女工腹部。苏州新华丝厂管理员把女工李爱男的手放在水汀管上，打手心，上面打，下面烫，手都被烫焦了。丝厂资本家对盆工（女童工）的虐待更是惨无人道。资本家用铁丝刺盆工的眼睛、眼皮；拉着盆工的耳朵在车道里兜圈子；罚盆工在车间里立壁角
（即让女工面对墙壁角站立），不许弯腰，动了就打耳光；用筷子插在盆工的嘴里；用开水泼盆工的腰部、脚上和乳房；把滚烫的茧子丢在盆工身上；把盆工的手放在开水里烫。苏南和泰丝厂一九五一年开工后，资本家一个月左右烫打盆工三百三十次。祥记丝厂九岁的盆工胸部被烫得起了银元大的一个泡。苏州新华丝厂盆工杨金娣因受不了资方烫、打、骂，而投河自杀。
超经济的封建剥削
在某些私营工厂、商店里面，还存在着种种超经济的封建剥削。资本家强迫女工给他们送礼；在工作时间以外，叫女工替他们干各种家常事务工作。济南市私营中华农具社的经理，叫女职员李联珍替他擦尿盆、洗衣服，晚上还要侍候“少奶奶”。苏南各私营缫丝厂的资本家，利用自己的亲信做管理员，任意打骂、侮辱、处罚、开除女工；并强迫女工缝衣服和做杂务等没有报酬的工作。北京同立线厂的资本家，为了要女工多干活，解放初期还有这样的规定：每人大便时间五分钟，小便时间二分钟。有的女工因此逼得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杭州市锦成祥绸厂资本家逼迫女工干活，把很多女工累病了，十三个女工就有四个女工吐了血。抚顺市一个奸商李国仁拖欠女工刘爱琴三个月的工资，他的小老婆又把钱借给女工刘爱琴生利。这实际上是奸商李国仁用女工刘爱琴自己的工资，向刘爱琴放高利贷。
任意解雇女工
某些私营企业任意解雇女工。许多违法资本家为了随时解雇女工或停止女工工作，长期雇用临时工。临时工继续工作三个月以上的，本来应该转为长工，但是，资本家千方百计地不让女工转为长工。天津私营染织厂中打轴、打穗女工工作了二、三年甚至十多年以上，仍被资方叫做临时工。工资低，没有福利待遇，休假期不发工资，资本家还可以任意解雇、停工。北京新声药厂有三十多名女工，资本家为了不让她们从临时工转为长工，每当女工将要做满三个月的工作时，就欺骗女工说没有活了，叫女工回家；另外再找一批女工来工作。这样轮流倒换，有的女工在这个工厂做了好几年工了，也当不了长工。哈尔滨市道外丰年糖果工厂的资本家张汉臣，强迫女工加班加点，谁要不愿加就要解雇谁。
同工不同酬
资产阶级为了贪图暴利、破坏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故意违犯政府法令，采用同工不同酬的办法对待女工。资本家巧立名目，把女工叫做临时工、外工、日计工、短工等，以降低工资，残酷地榨取女工血汗，剥夺女工的福利待遇。如天津协丰化学厂把男工算作长工，每月平均工资为二百七十斤玉米面，年底每人发四个月工资的奖金；把女工算作临时工，每月平均工资为二百斤玉米面，根本不发奖金。西安市私营中南火柴公司九十五个女工都以外工论，完全享受不到住房、水、电、理发、洗澡等一切待遇。工厂裁人时，给男工发两个月遣散费，女工则一文不给。苏南正泰丝厂男女绞丝工的工作能力相同，男工是月给制，平均月薪为四十八点八个折实单位，供给膳宿；女工是日给制，平均每月工资只合三十九个折实单位，而且不供膳宿。太原各私营厂的女工，不但工资比男工低，连计算工资米价的标准也不一致。男工按九百三十元的米价折算，女工只按八百五十元折算。济南市有的私营烟厂，一九五○年时，做同样工作的男女工人，工资竟相差三倍。
限制女工婚姻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可是，损人利己的资本家，恐怕女工生了小孩影响工作，便不惜破坏女工的一生幸福，不准女工结婚。福建泉州永惠医院（私人开办）有些女工进院十年，现已三十岁了，资方始终不准结婚，谁要结婚就开除谁。北京余蓝记糖果工厂的资本家，去年把四个已经结了婚的女工一齐解雇（工会提出抗议，资本家没有达到解雇目的），并且分化工人说：“厂内工作少，去掉几个人，你们可以多干一些日子。”违法资本家就是这样利用饥饿和失业的恐吓，来剥夺女工的婚姻自由。
侮辱女工
荒淫无耻、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从来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资本家对于新社会的妇女权利是丝毫不尊重的。他们对于工厂、商店里的女工、女职员，随意加以兽性的侮辱。济南市中华农具社近六十岁的资本家杨子明和他的两个儿子，曾先后强奸女职员某某十一次。北京市第八区九丰织布厂在这次反盗窃运动中，才知道好几个女工被经理强奸过。抚顺市奸商李国仁强奸一个十七岁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工。有的野蛮成性的商人，强迫女工出卖肉体，替他拉生意。青岛久惠堂饭馆的女店员张美蓝，在青岛食品业店员大会上控诉资方说：“我们凭自己的劳力挣钱吃饭，可是经理硬逼我出卖肉体来给他拉生意。当我赶走了那个侮辱我的流氓以后，经理就瞪起眼睛叫我离开饭馆。”有的私营工厂还存在着搜身制。北京余蓝记糖果工厂工人下了工，资本家的老婆就来搜查女工，连女工的裤腰带上的结子也要摸一摸，才叫出厂。
剥夺女工的政治权利
解放以后，一切男女工人都有申请参加和组织工会的自由，可是，资本家害怕工人团结，害怕工人觉悟提高。因此，他们不惜违犯国家法令，千方百计地阻止女工参加工会和一切政治活动。福州西门一家私人手工业毛巾厂，雇了四个女工在楼上织毛巾，不准她们下楼活动，不准她们参加工会组织。沈阳市南市区远东皮带卡子厂几个女工，一九五一年参加了工会，资方就要解雇她们，工会不同意，资方就以关门不干来威胁。天津市天利成地毯工厂资本家，竟威胁参加了工会的女工说：“你们入工会吧，早晚有后悔的一天。”并且辱骂女工说：“入工会的简直是疯子！”去年昆明市北区染织业女工参加“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游行回来，曾挨了资方的打。
欺骗女工、离间女工和政府的关系
损人利己的资本家，对于女工的福利待遇，是从不过问的。他们甚至故意曲解政府法令，欺骗女工。譬如劳动保险条例颁布后，很多资本家不执行。北京大陆装订所过去一直把切下纸边卖的钱归工人分。劳动保险条例颁布后，资本家欺骗女工说：“产假期间工资要从纸边里出。”他征求女工意见说：“你们愿意要产假工资；还是要纸边钱。”结果未婚女工要纸边钱，已婚女工要产假工资。资本家利用这个机会分化女工团结，决定给女工分纸边钱，不给产假工资，来拉拢多数未婚女工。武汉宇宙烟厂资本家为了离间女工和人民政府的关系，故意把女工工资提高一些，举办几件福利事业，来拉拢工人，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然后又在女工面前哭穷说：“政府税重啦！工厂要赔啦！”想欺骗女工替他向政府请求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