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该打的“官司”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社会一角

　　一场不该打的“官司”
　　本报记者　沈纯　袁建达
7月，北京的气候潮湿而又闷热。一批不速之客分别来到了中宣部、团中央、卫生部、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等单位，声称要打一场稳操胜券的官司。
这批不速之客，为首的一位是吉林省辽源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另一位是市教委主任孙光瑞。其余的是孙光瑞的夫人、辽源市第六中学校长陈功、党支部书记吴文成、市药检所所长朱万昌、药检所原党支部书记孙固以及他们聘请的三位律师。
告状人一口咬定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一篇报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界最大的侵权行为，科技人员耿奎提供假材料要负刑事责任等等。
告状者抛下工作，远离家乡，在吉林省驻京办事处的几间带空调的房间住了26天，共开销8000多元。他们说，这笔钱将来谁败诉，谁承担。
耿奎是谁？中国青年杂志究竟侵了什么权？告状人为何要对他们兴师问罪？
不择手段
45岁的耿奎，如今是北京市延庆磁疗器厂厂长，市政协委员，全国科技实业家银牌获得者。他和妻子洪晓光经多年潜心研制的磁疗器“康乐磁”，经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关幼波、赵绍琴、方药中、李敬人等鉴定，认为是一种设计新颖、携带方便、使用安全、对一些病症有特殊疗效的新型医疗器械。
耿奎夫妇还根据祖传秘方研制出“特效牙痛水”漱口液。因这种漱口液治疗牙痛病有奇效，在去年10月获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特别荣誉奖。
目前，延庆磁疗器厂的年利润已达140万元。
谁能想到呢？这一对卓有贡献的能人，两年前在吉林省辽源市却屡遭刁难，告状无门，最后弃家出走！
耿奎原是辽源六中教师，他的妻子洪晓光也在六中工作。1981年，夫妇俩在校方的支持下，自筹资金办起了磁疗器厂，1983年又研制出“牙痛水”。这项成果，在本地通过了专家的鉴定，获得一定的利润，为学校谋了福利，还成为吉林省医药保健出口产品之一。
耿奎负责的磁疗器厂赚了钱，麻烦也像影子一样接踵而来。
首先是市药检所发难。
磁疗器厂正式生产牙痛水后，经常接到患者或单位的求购信。而省卫生厅给的批号只供出口用，产品不能内销。1984年8月，市药检所所长朱万昌采取了一项灵活的变通办法，即：“对患者来信，要一两支的，可以寄去；医院要订货，也可以给，但告诉这是出口药，让他们帮助观察，这也算扩大临床。”
谁知，到了9月，药检所长朱万昌到磁疗器厂检查工作，提出要耿奎出钱解决药检所的福利问题。耿奎感到力不从心，婉言拒绝了这位所长的要求。10月初，朱万昌便出尔反尔，向市卫生局汇报耿奎“违法内销”牙痛水，并作出了不准生产、罚款1 000元的决定。一个月后，宣布牙痛水检验不合格。当初欣欣向荣的磁疗器厂，刹那间危在旦夕！
接着发难的是“六中”的领导。
起初，六中校长陈功、党支部书记吴文成是舍不得砍倒这棵“摇钱树”的。他们一心指望耿奎埋头推磨，把收入源源不断地奉送。谁知，耿奎不是那种俯首贴耳的人。他反对出钱给学校领导盖住房，不同意随便动用工厂的收入，更难容忍校长用公款吃吃喝喝……于是，冲突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六中领导的看法与药检所领导不谋而合。这所很有前途的小厂面临着被扼杀的厄运。
1985年初，学校由校长陈功带头，带着市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那份“检验报告”，到天津、沈阳、长春等地调查耿奎的
“问题”，向外贸部门指控“牙痛水”是假药。遗憾的是，省卫生厅个别领导偏听一面之词，撤销了牙痛水的出口批号。不久，校方又撤销了耿奎的厂长职务。接着，磁疗器厂被强行封闭。
忍痛离乡
眼见价值10万元的原料和产品被封存在仓库里，与外商签订的出口合同不能兑现，耿奎急眼了。他把全部家产和积蓄拿出来，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上访。
他曾经找到区法院，但区法院让他去找市中级法院，市法院又推到区法院，左推右推，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他找到市教育局局长孙光瑞。孙光瑞耳朵里早灌满了学校领导人的一面之词，一见耿奎便虎着脸，说了很多难听的和不负责任的话。
他找过市纪委，找过市卫生局，找过省里有关部门，可惜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吉林省卫生厅药政处的一位领导，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竟然以取消给辽源的两万元添置医疗器械专款相威胁，要辽源市卫生局从严惩处耿奎，关闭磁疗器厂。
说实话，辽源市并不是没有主持正义、秉公办事的人。辽源市副市长高雅娴曾明确表示，不能罗织罪名吊销磁疗器厂的出口批号。原市委书记耿国梁也曾亲自听取耿奎汇报，支持他把厂办好。辽源市科委副主任刘杰、药检所业务室副主任左守仁顶着压力为耿奎说公道话。
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部分领导听完由市府副秘书长牵头的联合调查组的是非不分、倾向性严重的汇报后，作出了四点令人失望的结论，认定撤销耿奎厂长职务和不准生产牙痛水是合法的，还要组织人力查工厂帐目。
耿奎夫妇彻底灰心了。8月24日，他们忍痛背井离乡，带着未成年的儿子和科技成果，投奔到北京市延庆县安身立业。
耿奎夫妇的这段经历，以报告文学形式刊登在今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上。作品尽管个别地方用词不当或评价欠妥，但基本情节是属实的。由此引来一场进京“告状”的闹剧。
是非曲直
不速之客进京告状，投诉丰台区人民法院，法院未受理此案。这场“官司”涉及到怎样保护人才和怎样看待改革、开放等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辽源市的这些干部进京“告状”，由政府的副秘书长带队，自称既代表组织，又代表个人，而且在诉讼书上盖上了“市委”、“市政府”等10个部门的大印。这么大的事，辽源市委书记居然不知真情，市委也从没有委托任何一位干部代表市委去“告状”。告状者盗用市委名义是明显的。
耿奎夫妇出走一事，吉林省委研究室的同志作过认真、周密的调查，批评了辽源市的某些人。但是，辽源市的一些干部却听不得批评意见，无视客观事实，从鸡蛋里挑骨头，制造假证、伪证。他们采用“文革”的做法，组织不明真相的教师、干部召开“声讨会”。这种讳疾忌医的心理，实在令人惊讶。
人才流动，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耿奎夫妇却是在被刁难、压制、报复的不正常情形下出走的。在中央大力提倡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今天，辽源市某些干部不但不从耿奎的出走中接受教训，不对搞不正之风和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进行批评、处理，反而在怎样看待“人品”和“产品”上兜圈子，把耿奎夫妇出走的主要责任推给耿奎自己。这种认识，很难防止“耿奎现象”在那个地方重演。
耿奎夫妇要求工厂有更多的自主权，要求保护和使用自己的科技成果，是合理的，但在当年的辽源，却同那些守旧、封闭的思想和某些过时的清规戒律格格不入。比如牙痛水，在辽源作为药品，卫生部门以“非法内销”为由，强行判它为伪药、劣药。而在北京延庆，却能飘洋过海，为人类造福，为国家争得荣誉。对待改革，对待改革中的新事物，对待改革中的冲撞和磨擦，领导干部应有怎样的头脑和胸怀，确实发人深思。
辽源市进京“告状”的干部们虽然回去了，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如果通过这样的结果，能使辽源市的那些干部接受教训，能让那些错误的行为得到及时抵制，能造成一个使人才有更好地发挥才能的环境……那么，打这场“官司”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