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伯伯彭德怀九十诞辰之际 [复制链接]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写在伯伯彭德怀九十诞辰之际
　　彭钢
10月24日，是我的伯伯彭德怀诞辰九十周年。伯伯已是一位历史人物，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对他的评价。然而我想，不管世事替代，人们的价值观念会发生什么变化，伯伯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克勤克俭，艰苦奋斗，与人民共患难的品质，将永远得到人们的首肯。我觉得，伯伯的这种精神，在需要我们同心同德坚持改革、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我很清楚地记得这样几件事。
房子让给家口多的同志住
1953年，伯伯从朝鲜回来了，住在中南海永福堂。那时我正上中学，和他住在一起。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国内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但在一部分干部中，也出现了追求名利，贪图享受，铺张浪费的不良倾向。伯伯对此是很有看法的。他常常对我说，我们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又窄又旧，前面归另一家居住，东、西两厢除了我住一小间外。其他的都是公用。所以伯伯的住处拥挤不堪，他的一间屋子是办公、会客两用；饭厅中间摆了一张桌子，围坐着吃饭时，四周就不能走动了。我哥哥、姐姐来了没地方住，只好搭地铺睡。谁能相信这就是彭德怀的家呢！
那时候，北京的住房还不像现在这样紧，管房子的部门看到伯伯的情况，就在什刹海附近另找了一个住处，是个大院子，房子两层楼，比较宽敞。秘书说：“这院子适合办公，离浦安修同志上班的北师大也近些。”伯伯看了院子却不说话了。我问他：“搬不搬？”
伯伯反问了一句：“你想搬呀？”
我说：“当然啦，永福堂那个地方多挤呀。特别是我房后那个卫生间，大家共用，我是女孩子，多不方便。”
听了我的话，伯伯说：“不搬了。这里房子多，应当给家口多的同志住。咱们家没有多少人，不用住这么宽。再说，住在中南海里面，门口有个站岗的就够了。搬到这里，又要搞个警卫班，那不是增加国家负担吗？”
说真的，对伯伯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品德，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深理解的。
我上学后一直享受供给制待遇，1954年，国家和军队干部实行薪金制，干部子女上学改由家庭负担。因为我是烈士的女儿，学校按规定继续供给，并为此写了信让我带回家。我很高兴，一回家就把信交给伯伯说：“今后还是国家供我上学。”谁知伯伯一听就说：“不，你上学我应该管。”说着拿起铅笔就在信头写道：“不要国家供给，由我负担。”叫我把信交给学校。从此，他用自己的薪金供我上学，一直到我上大学。
那时，伯伯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说得上名重位高了。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从来没有为家庭添置什么新奇时髦的生活用品。有一次他出国访问，警卫参谋买回一辆自行车和两块手表。他首先批评不该买这些东西，接着便指定自行车归公务员小何使用，还说：“出去办事，尽量骑自行车，少用汽车。”那两块表分给黄公略的女儿和我各一块。我一看，表面上只有两根指针，没有秒针，要贴到耳朵上才能听出表的走动声。那时大三针的手表已很流行，给我弄了块二针表竟还挨了批。他把国家发给他的零用外币，大部分都节省下来交给驻外使馆了。顺便说一句，有一回随他出国的一位负责同志，把伯伯交给使馆的外币取出来一些自己去买了东西。伯伯听说了，摇头淡然一笑，显然是很不以为然的。
与人民共度时艰
如果说，上述几桩事情都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伯伯身居高位的时候，因此能够折射出他“居庙堂之高”依然克己奉公、与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之斑；那么，事随境迁，庐山会议之后，他的处境完全变了，但他在“身退江湖之远”的时候，更加心忧天下，严于律己，与人民共命运。在这段时间里，我和他长期生活在一起，如今回首往事，实在心绪难平。
1959年秋天，几乎与庐山会议同时，我考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我在向伯伯报告这个消息时，得知了庐山会议对伯伯的打击。我哭了，伯伯却很冷静。在送我去上学的那天晚上，他一再嘱咐我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一次探亲中，我向不能远行又急于了解情况的伯伯讲了一桩刚刚经历的事情：我从西安上火车回北京，上车前买到几块点心。我手提点心正准备上车，突然一个饿急了的人朝我扑来，一把抢去点心，往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就站在我跟前慌忙吃了起来。我被惊呆了。看到这情景的警察走过来，他的心情显然是矛盾的，问我，点心还要不要？我摇了摇头。
伯伯是懂得饥饿之苦的，他的眉头锁紧了。
我又对他说，有个同学探家回来后哭着说他家饿死三口人。我们不信，还批评他“右倾”。后来指导员作了调查，证明他说的是实情，我们便向他道了歉。
伯伯听了难过地说：“比我想象的还要困难，人民群众怎么过呀！”他的两眼涌满了泪水。
我对他说：“当初照你的意见办就好了。”
他马上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见真错了就好啦，老百姓就不会吃苦了。”
是的，伯伯在庐山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但是他没有为自己的“言中”而宽慰，而是为人民的不幸而痛心。他心急如焚，常形容自己是“热锅上的蚂蚁”。他为闲居而痛苦，说：“我是个吃闲饭的人，不能为人民工作，简直是造粪机器。为我一个无用的人配备了秘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和锅炉工人，还有警卫班，这不是浪费吗？还不如叫我到一个生产队去，我愿立下军令状，把生产队搞好，改善人民的生活。”
当然，他是不能离开吴家花园的。于是，伯伯就在吴家花园开荒种地，竭力劳动。他真诚地希望，通过劳动一来了解农业情况，二来减轻国家负担。
此外，为了与人民共度时艰，伯伯觉得自己应该做的，就是艰苦朴素，厉行节约。他对我说：“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我别无办法，节约还是可以做到的。”特供猪肉他买得很少，供应的好大米、面粉经常让给别人吃。自己种的萝卜、白菜和红薯丰收了，他就算给我们听，一厘地萝卜收多少斤，一分地白菜能收多少，三分地红薯能顶多少粮食，这一切能给国家节省多少开支……
在吴家花园生活的日子里，伯伯的心情自然是压抑的。然而他对民间疾苦更加拳拳在心。他曾向我说起，庐山会议时，遇到一位服务员正在为家庭生活困难而哭泣。当时他就表示，要每月资助这个服务员二十元钱。可是几天之内自己被打成“反党分子”，不能履行诺言了。“那样又要说我收买人心啦，肯定会连累他。不知他如今情况怎样？”言下之意不胜牵挂。我忍不住说了他一句：“全国困难的人多啦，你管得了那么多吗？再说你现在又是这种情况。”
伯伯没有理会我的话，还是叹息不已，过了一会才说：“只要力所能及，我还是应当办的。”
多年后回想此事，我追悔莫及。在那种境况下，我怎么忍心用言语去刺痛伯伯的心呢。
真诚的朴素
伯伯的生活是淡泊的，这大概是人所皆知的事情。尽管如此，1959年庐山会议决议却指责伯伯“伪装朴素”。这种无端指责歪曲了事实真相，实在是令人痛心的。最近《党的文献》杂志刊登了伯伯的四篇笔记，其中一篇专门谈这个问题，我读来倍感亲切，因为这些内容也是伯伯在吴家花园曾向我说起的。
他向我讲过，他自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从没有故意浪费公家的一分钱。参加革命后，他没有多少存款可言。有一回他告诉我，1938年，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送给他和朱总司令各400大洋。伯伯将这笔钱一分为二，托徐特立带给黄公略夫人和陈毅安夫人了。伯伯说，黄、陈两位都是烈士，“他们对革命贡献大，我应该照顾他们的家庭。”
倒是伯伯在旧军队中曾经有过积蓄。他从连长当到团长，十年中把薪金、办公、杂支等积存的三万多块钱，在平江起义的县城又筹了三万多块钱，加起来七万元，全部用于平江起义后的各项经费了。对于家庭，那时他每年寄钱不足二百元，家中始终维持着下中农生活。我的父亲彭荣华有时去看伯伯，手中最多只有两斤家乡产的茶叶而已。对伯伯来说，所能奉献的都奉献了，正如他自己谈到的那样，“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四十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回想起当年伯伯讲这番话的情景，我仿佛还能听到一颗伟大而平凡的心在悲愤地跳动着。
伯伯是在清寒中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囚禁关押，受尽凌辱，我和他分别了八年。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伯伯已经身患癌症，病骨支离了。他75岁了，十分虚弱，在澡盆里洗了澡连站都站不起来。就这样，他还坚持自己洗衣服，不要别人代劳，一直到他完全瘫痪的时候。他自知来日无多，总在考虑怎样为人民做出最后一次奉献。他提出，一旦病故就把遗体献出去，供医学家解剖研究。我认为，一个人，到了这样无为的境界，在他最后告别人生的时候，灵魂一定是净化的。
我在伯伯九十诞辰的时候写下这段文字，就将这些遥寄他老人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