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的财富——写在刘英大姐献张闻天遗稿之际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共产党人的财富
　　——写在刘英大姐献张闻天遗稿之际
　　本报记者　陈勇进
10月28日上午，张闻天夫人、红军女战士刘英同志，把伟大的共产党人——张闻天的笔记和文稿，献给了中央档案馆。
张闻天临终时一再说：“我死后，替我把补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可是，当他于1976年7月含冤逝世后，名字不准公开，连刘英献的花圈，也只能写上“献给老张同志”。
在身处逆境的艰难岁月里，张闻天在台历上写下列宁的一句话，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正是这样，张闻天用自己的脑袋，对“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政治基本原理的高度，对建国后我党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在个人崇拜狂热中，他表现了极大的忧虑，他说：“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他还在回顾多年来特别是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深刻地指出：“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
人们都知道，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和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等一起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回到北京后，刘英说他做外交工作，不该在国内经济问题上发言。可他用韩愈的话回答“物不平则鸣”。还说：“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庐山会议的斗争告一段落。转入专案审查后，张闻天对刘英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后来，中央组织部通知，中央决定让他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从此，张闻天真的像经济学研究员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写起文章来了。他不停地做笔记，写文章。有时，他把庐山发言的记录本拿出来看，对刘英说：“我讲的实在没有什么错啊！”
在张闻天的笔记中，有对当时流行的“左”的观点的尖锐批评，有对社会主义的系统论述。他在“关于按劳分配”中写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关于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他写道“怕说物质鼓励是不对的……精神离不开物质，无物质就无精神。”在论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笔记中写道：“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
“文革”给张闻天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当时，他已年近70，高度近视加白内障，患高血压症，心绞痛不时发作。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雪雨，他都得去挤公共汽车，到经济所接受批斗、挂牌子、游街。
1967年，突然宣布对张闻天和刘英实行“监护”，把他们两人分别关在两间小屋子里，长达523天。
1969年10月，中央办公厅通知：张闻天“遣送”广东肇庆，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为了保密，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张闻天说，既然我们是普通劳动者，我就叫“张普”吧。
在肇庆的6年，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只有0.2，但还是不停地读书、研究问题、写文章。到1974年，他竟写了近10万字的文章和笔记。张闻天认为：“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不然，就让它们‘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吧。”也正如张闻天常说的：“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在张闻天平反昭雪的时候，《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和《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
与张闻天有半个世纪相交的杨尚昆，称张闻天为他的老师、兄长和战友，说肇庆的遗稿，充实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闻天同志的崇高品格。又说：闻天同志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光辉的革命业绩，卓越的理论贡献，崇高的道德品质，是我们党、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