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货膨胀有利于对外开放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治理通货膨胀有利于对外开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叶振鹏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物价改革要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协调进行。强调治理经济环境的重点是压缩社会总需求，遏制通货膨胀，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导致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膨胀”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不论企业工资分配或收入分配，只会产生结构上的不合理而间接影响供需总量的不平衡，而不会直接导致供需总量的失衡；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价格分配、包括物价上涨所形成的收入再分配，也只会影响社会各集团、各成员之间的价值转移、以及商品供销结构的变化，但不会影响供需总量的平衡。只有在国家财政的再分配中出现支出大于收入时，才会导致超量的货币发行，引发信用膨胀，进而影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1979至1987年来，为了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连续多年银行信贷、特别是投资性信贷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信贷资金来源的增长，导致货币发行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货币超经济发行的趋势仍有增无减。可见，超量的货币发行引发银行信用膨胀，并且诱发了通货膨胀。
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失衡的角度分析，主要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工工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基础产业的承受能力。近几年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预算收入的份额大幅度下降，预算外资金则大幅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家预算有一半以上用于基础产业，但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不大；而预算外资金和信贷资金却大部分投向加工工业。投资的倾斜造成产业结构的倾斜，导致生产资料供不应求，在价格“双轨制”的作用下，促使生产资料价格的猛涨。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预算外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结合，是造成投资需求膨胀的重要因素。消费需求的膨胀，也与此有着间接或直接的关系。据分析，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每年有40％左右转化为消费资金；1987年社会集团消费相当于1978年的3.7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预算外资金支付的。消费需求过旺不仅直接加剧供需矛盾，刺激了消费品价格上升；而且又进一步刺激了加工工业投资需求的过旺增长，拉大了能源、原材料的供需缺口，推动了生产资料价格上升。这种循环导致了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轮番涨价、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局面。
二、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有能力、有办法遏制通货膨胀
通过总量控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投资、消费的增长相适应，同时在严格控制货币超经济发行、消除透支性赤字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总供需的总量平衡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这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是十分重要的。
回顾历史，我们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抑制旧中国持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人民政府采取了打击投机资本、统一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的有力措施，取得了巨大成就；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大跃进”时，货币发行增加1.4倍，造成生产下降、集市物价猛涨、经济不稳定，由于政府采取了压缩基本建设、控制需求和高价敞开供应高档商品、回笼货币的坚决措施，集市物价很快回落，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得到稳定发展。这些经验启示我们：物价问题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稳定与否对社会经济影响很大，必须注意解决。但解决的办法不能就物价论物价，应该寻根求源，也就是说，不能扬汤止沸，只能釜底抽薪。采取消除透支性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狠压基本建设、抑制过热需求的措施，正是遏制通货膨胀的抽“薪”之策。
但是，也应看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与过去比较，既相似又不同。以货币超量发行而言，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银行主要承担工商部门流动资金贷款和农业贷款。财政出现赤字则向银行借款或透支，这必然影响银行信贷平衡，导致货币的财政性发行。因此，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是当时避免货币超量发行和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基本保证。不同的是，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的发展，银行活动范围扩及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信贷在社会总财力分配中的作用加强了。财政、银行成为社会总需求的两条主渠道。因此，只有保持财政与信贷的综合平衡，才能避免货币超量发行。
据对近年资料的分析，1983至1986这4年，银行投资性贷款增长率大大超过信贷资金来源的增长率。银行的信用膨胀从一个重要方面加剧了社会总需求的膨胀。因此，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关键，除了需要借鉴历史经验，还必须严格控制投资性信贷的过快增长，特别是控制加工工业的投资信贷规模。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减少货币超量发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从结构上控制加工工业的畸形发展，抑制生产资料上涨幅度过大，从源头上制止物价的轮番上涨和在价格新水平上的比价复归。
三、治理通货膨胀有利于推进对外开放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后，有的外国朋友担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对外开放也将收缩。我认为，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
首先，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治理通货膨胀，不仅不会妨碍我们引进外资的进程，相反会为我国引进外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加快推进对外开放。这是因为：治理经济环境的主要目标是要消除产生通货膨胀的机理。在宏观上，对基本建设的压缩和调整，重点是压缩非生产性项目和重复多余的加工工业项目，从而保持基本建设的适当规模，在适度发展中稳定经济。这些措施，不仅不会影响中国对外资企业所实施的各项优惠政策，而且会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带来良机。例如，中国虽然从宏观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但对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建设，以及对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等项目的投资规模不但不压缩，而且还将加强。这是调节产业结构、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对于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意义十分重大。在这方面，我们不仅需要自身努力，也需要引进外资投资于“瓶颈”产业。这就不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参与我国基础产业建设的机会，而且还因基础产业的发展，为某些加工工业的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其次，治理通货膨胀，可以为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整治经济环境，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不仅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促使商品的合理流通，而且有利于外国投资者更方便地按国际交换和技术合作中的惯例办事。这一点，恰恰是外商所期待已久的事情。
第三，治理通货膨胀，可以减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使外商投资利益得到充分保证，减少投资风险，获得更为理想的投资收益。
总之，治理通货膨胀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进行的，绝不会影响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开放进程，相反有助于进一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