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诱惑——煤炭流通领域一瞥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黑色的诱惑
——煤炭流通领域一瞥
本报记者　王艾生　肖荻　龚永泉　钱江
黑色的煤炭，以它所焕发的光和热推动着经济生活的运转，和千家万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色的煤炭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吸引了众多的人来谋算它，打它的主意。于是，进入1988年以来，曾一度缓和的煤炭供应之弦又绷紧了。
失衡的供销两端
在煤炭的集中产地山西，大同、雁北、忻州、吕梁一带的煤场上，原煤积压已逾3000万吨，存煤在风化、自燃，烟火升腾。
我国东部地区，煤炭库存急剧下降，发电用煤不足，使谏壁、徐州、陡河电厂几近断炊，鞍钢、武钢频频告急。
煤价被扭曲了，产地特贱，销地特贵。在山西，千百个乡镇小煤矿的坑口吨煤售价不过13—15元，难以保本，生产者还在竞相低价推销；在苏南和广东，煤价已达180—220元1吨。如此悬殊的差价是从未有过的。即便这样，一位在天津港催煤的广东某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贵，我也要，总比停产强。”
在东南沿海，许多企业因“燃眉（煤）之急”而发出一片“望煤兴叹”声。在苏南，有的电厂陷入了以电换煤的窘境。截留中转煤的情形也发生了，9月底，上海物资局库存煤仅13.7万吨，却欠了外省市在上海港中转煤14.2万吨。有的地方，一边是煤场空虚，无煤可供。另一边，需煤企业不断接待自称能搞到煤的人，当然，煤价惊人，还常常带有附加条件。
大量地方企业不得不“开五停二”，甚或“开四停三”。开工不足又促使煤炭采购人员云集山西，以及转运煤炭的重要港口和车站。据统计，目前各省市长驻太原的“跑煤员”已达2500人之众。9月，太原召开了第三季度煤炭运输调度会，参加会议的约300人，一位与会者说，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同时到会，在会场外活动“倒煤”的竟有3000人之多。
上述种种现象，可谓煤炭供求领域万花筒之一角。这些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当人们把目光投向煤炭流通环节的时候，不难发现，这里出现了惊人的混乱。
拥挤的多头经营
煤炭由过去的独家经营改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计划外多渠道进行，调动多种积极性促进产、供、销，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在两种价格体制下运销煤炭，往往获利甚丰。这就形成了巨大的黑色诱惑。各层次、各渠道、各色人等云涌而来，使这个弹性不大的流通领域一下子成了火爆的热门。
记者在山西采访，见到了一番千车万乘经销煤的情景。8大类数百个煤炭经销单位一时俱起，除了原有的省煤炭运销公司等单位，更多的是新近从煤炭经销热中冒出来的弄潮儿。其中既有中央及省有关部门的仓库专用发煤站、地方煤矿联建发煤站，还有大大小小的各色开发公司、咨询中心、劳动服务公司、干休所、个体户，以至部队单位。在太原、大同、长治等地的宾馆、旅社中，可以看到煤炭经销者们络绎不绝的身影。
自然，其中有合法的，有不那么合法的；有照章办事的，也有拉关系，走后门，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在两种体制并存，经济规范不明确，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种种畸变、扭曲和错位的经济行为，一股脑地迸发了出来。例如，今年以来，山西出现了数十家“联办矿”。据查，大部分证件不齐，其中一方长期不投资，不投工，银行也不开户，而是利用能够搞到车皮和计划外指标的能量，低价收购小窑煤，然后转手高价卖出。某些统配矿为了增加收入，也以低价收购数以百万吨计的小窑煤，充作自己的产品销出。这部分煤炭产量经常被重复计算。
还有，所有大批量计划外煤炭的经销者，必然与铁路运输联系起来。而铁路运力是个常数，它绝不会因为煤炭经销者的剧增而增加。于是，买煤的、卖煤的、中间牵线的，都朝铁路运输线冲去，使出浑身解数，展开了一场对车皮和运输计划指标的争夺。
在车皮交易背后
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句台词：“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煤炭运输具有数量大、差价高、运距远的特点。因此，只要在每吨煤上多加1元钱，开出一列车就能收入盈万。也许，这正是黑色的诱惑最具魔力的地方。
记者从太原到石家庄，从大同到秦皇岛，又从天津到塘沽新港，沿途听到最多的呼声，就是车皮，车皮，车皮！
谁能搞到车皮，谁就等于握有财富，那么，计划外车皮就和金钱之间有了一道若隐若现的联接号。如今，在某些地方的铁路部门，车皮黑市交易，多方行贿索贿，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正如铁道部长李森茂所指出，在运输纪律上，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甚至有的单位或个人以经营车皮为手段，参与“官倒”或“私倒”，或是利用各种关系，接受贿赂，严重破坏国家经济秩序。
但是，你要想得到真凭实据还真不容易，没有人肯站出来帮你查个水落石出，记者只能通过明察暗访，看到一些端倪。
山西一位地方煤矿矿长对记者说：“过去买一个计划外车皮300元，现在涨到了八九百元，一年买车皮得花上万元，我有什么办法？不能眼睁睁看着煤堆起来自燃。”
有些铁路站、场，以搞活经济为名，将补充计划内车皮和零担车皮指标划一块给本部门所属的“劳动服务公司”；某站“服务公司”卖给一家企业50多节计划外车皮指标，每节收“好处费”500元；山西晋城市某企业的几位跑煤员，一年“搞车皮”的用度达7.5万元，每节车皮要花650元冤枉钱。就这样，明服务变成了暗交易，其实质就是倒卖车皮指标，从中牟利。
有一位山西地方煤矿矿长的叙述令人啼笑皆非。他提着10瓶酒去找一个车站的计划员批指标，请求了半天，计划员还是无动于衷。当他还要说下去的时候，计划员不耐烦了，用脚尖挑起床单，哼了一声，拂袖而去。矿长定睛一看，床下竟是整箱的汾酒！
记者为了了解这种交易的内情，曾自称发煤员找到一个车站联系计划外车皮，对方显然是习以为常地说：“弄一个车皮，500元，要现款，不开票”。
一些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的人们谈到，由于车皮价格直线上升，常年奔波于矿、路、港的跑煤员不得不携带大量现款甚至金首饰，以供疏通环节之用。然而谈过之后，他们仍然连连叮嘱“保密”，以免惹是生非。
　 煤炭运销急　批条知多少
上面说的是靠钱，也有靠权的。那就是所谓首长的批件，领导的批条。有了它，在车皮的争夺中往往胜出一筹。
今年7、8月间，大同统配煤运输正紧，突然，某大公司插了进来，从大同很快运出数十万吨计划外煤炭，一下子挤掉了大量急需供应的电厂用煤。这就是条子的功力。
无庸讳言，大量计划外煤炭中，有一部分正是靠了条子才运出山西的。山西省有关部门为之苦恼，铁路部门也无可奈何。记者多次听到他们谈到这种苦衷：“来头太大，不要说我们顶不住，我们的上级也顶不住。”但是，你若问他“来头是谁？”那就摇头叹息，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了。
某些铁路工贸公司，煤矿服务公司，以及煤炭管理部门的劳动服务公司，多由原先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离、退休人员来当董事长或经理，他们的一张条子，一个批件，确实令人感到棘手，可以负责任地说，煤炭运销中出现的“官倒”，和这种“官批”现象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有的领导干部，在过去长期的产品经济中生活惯了，习惯于用批条子的办法调节经济秩序；也有的认为这样做是对下级开展“多种经营”、“创收增收”的关怀和支持，事实上，它对于正常的经济秩序困扰极大。有些煤炭经营者，两眼紧盯的实际上不是煤，而恰恰是这些批条和批件，通过批件将权力转化为金钱。这正是最腐败的东西。
那些用或明或暗的金钱和“权力”装备起来的煤炭经营者，在挤占煤炭运输量方面的能力是不能低估的。
计划外冲击波
多头经营和车皮大战，形式上争夺的是计划外的一块，实质上已经冲击了国家指令性计划。这一点，可以从统配煤指令性计划的完成情况中直接反映出来。
统计说明，今年1—8月，统配煤欠产2628万吨，完成指令性计划的91％，比去年同期下降2.7％；统配煤欠运2700万吨。然而煤炭生产和运输的总量还是增加的，今年1—7月计划外超运煤炭1200万吨，其中一部分挤占了国家指令性计划。山西省煤炭运销公司的一个同志对记者说，从1987年开始，到今年5月，山西统配煤外运呈滑坡状态，计划外运输指标冲击是一大原因。
10月初的一天，记者在山西一个车站看到，这天发煤400个车皮，未及正常计划的一半。许多用户守在站上等车皮，只见车站的货运负责人走来，苦笑一声说：“没车皮，发不了。”
1987年山西省计划外煤炭出省量为945万吨，1988年第一季度就达488万吨，数量剧增。太原铁路分局每月运输计划外煤炭应为7万吨，可是9月份涌向这个局要求外运的计划外煤炭达190万吨。
山西年产煤炭2.4亿吨，其中非统配煤已占1亿多吨，都要从计划外作安排。这还不算，就是统配煤矿也尽量发运计划外煤炭，于是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今年1—8月，统配煤欠产，可是统配煤矿却自销超产煤2000余万吨。如此大量的煤炭当然不可能全都就地销出，此盈彼消，被削减的总是计划内指标。
毫无疑问，煤炭运销应该发挥计划内、外两个积极性，通过改革，增加了指导性计划和计划外指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但是，在目前新旧体制的交替中，指令性计划直接关系到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任何企业和局部都要顾全大局，保证指令性计划的完成。特别是煤炭运输，关系国计民生，更要以全局为重。如果各种经销者都以我为主，千方百计去挤指令性计划，那么国家这个全局谁来保呢？
此外，在经济行为规范中，应该赏罚分明。现在是完成指令性计划者不赏，冲击了计划内的不罚，这就很难遏止计划外冲击波。
雁过拔毛环节多
造成煤炭产销价格扭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众多运销环节上层层加价。以1吨原煤经铁路运到秦皇岛，装船载至上海为例，各种费用和利润相加，吨煤售价应为90元左右。但是现在走这条线各种附加费将近40种，如经营费、城建费、维检费、建港费、捣载费、专线维修费、取送车费、注水费、解冻费、堆存费、绞笼费、过遣费、委托费、港务费、困难作业费、清扫费、煤场管理费等等，致使上海的吨煤价逼近200元。一位运输专家对记者分析说，这些附加费中的一半左右肯定是不合理的。如“注水费”一项，相当部分山西煤炭含水量已经偏高，有的出口煤因此被外国用户罚款。但是港口一定要注水压尘。经解释，有的煤不注水了，但注水费照收。
重复收费现象在煤炭出口环节上尤为突出。举大同煤出口为例，大同煤炭出口公司先收吨煤经营费1.12元，尔后省煤炭运销公司收服务费0.94元，省煤炭进出口分公司又收经营费1.34元，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则受委托代收“措施基金”1元。连商品检验费，也是山西商检局每吨收费3角，秦皇岛商检局再收费3角。
繁琐的收费，剧增的环节，不仅抬高煤价，迟滞煤炭运销速度，而且在经济规范尚未确立，各项法规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弊端丛生。对此，有几句山西民谣说得真切：“苦了挖煤的，坑了用煤的，肥了倒煤的”，说明煤炭运销环节的混乱非治理不可了。
当然，整顿煤炭经营秩序，绝不是要回到过去统得没有活力的状态中去，恰恰相反，是为了使人们的经济行为逐渐完善。这就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有过一段煤炭供求缓和之后，我们重新面临的煤炭供求失衡，已不是过去状况的简单重复，整顿煤炭运销环节的问题，是治理经济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