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编剧及其他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麻将、编剧及其他
郭启宏
麻将始于何时，难以稽考，当在明末叶子牌盛行以后，大概因为手中握牌一十三张，当时人称之为“十三太保”。这种智趣游戏或许同四大发明一起走向世界：英国著名侦探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笔下就出现过搓麻将的场面，客家正待吃牌，庄家即爆出“天和”；日本、美国和东南亚一带麻将尤为风行，由于高度的对抗性，日本已将其列为竞技比赛项目，设立了“名人战”、“段位战”。近些年，仿佛欧风美雨东渐，麻将重又风靡神州大地。我们大可不必以赌具目之，那不是麻将本身的错，任何竞技都含有可赌性；追本溯源，倒是麻将更为崇高些，据说“中”、“发”、“白”原象征中国、发财、公正廉洁，似乎与当今社会精神暗合。
事实上，麻将中颇有学问。其排列组合至少包含着统计学、运筹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各科知识，摸打吃碰之间，充满高智力的角逐。自然，此中学问往往因人而异。作为编剧，我倒觉得麻将与编剧如出一辙，这大概不是海外奇谈。
从心理特质上看，麻将与编剧几乎完全相同。麻将的高度对抗性和技巧性，决定打麻将者求胜的目标始终如一；编剧同样旨在求胜——排练、上演、发表、获奖以至引起国人的轰动。剧作者写剧本倘不为上演，不想引起社会的注目，他决然不是一个有出息的剧作家。当然，就争胜这一最低纲领来说，七行八作莫不如此，岂止编剧家？可怪的是时下每有一二高论。比如主管创作的官员说：“不能上演没关系，交交学费，锻炼嘛！”作者本人也卑躬揖让：“本人不为上演，只是练练笔而已！”这类说法对官员来说，或许是在保护作者脆弱的积极性，或许是不便否定的微词；而对作者来说，情形更要糟糕一些，若非君子谦词，便是庸人遁词。
麻将充满着辩证法，这一点甚至有盘龙癖的人也能领略一二。戏剧在诸多文艺样式中是最能展现辩证法的一种，戏剧的矛盾、冲突、悬念、危机、期待、突转，无一不是辩证法淋漓尽致的表演，我们可称之为戏剧辩证法。这是就戏剧创作的总体而言，分析其分体，我们将惊异于编剧与麻将何其相似乃尔！
剧本的结构恍如麻将的运筹。编剧的整体构思如同麻将的做牌，都是一张无形的蓝图。要结构成什么样的剧本，如同要做成什么样的牌，结构之际，如何前铺后垫、此呼彼应，立主脑、密针线等等，也如打牌一样，焉能顾此失彼，只求“碰”、“杠”，连“雀头”也不要了。你“和”不了牌，我也写不成剧本。我建议编剧家若欲谙熟此理，无妨实践一下，“搬砖头”、“码长城”。
编剧家总是力求开掘得深一些，覆盖面广一些，在有限的篇幅里包纳尽可能丰富的内涵；麻将家也总是力求“和”大数，争高分，夺“满贯”。初学麻将者往往急于“和”牌，虽小“和”犹沾沾自喜；急功近利的剧作者也往往以“能演就成”甚或以“捞点稿费”为满足。更有浅薄者或利欲薰心，或盲目骄傲，神差鬼使般将未成形的所谓剧本急急推出，若拿麻将相比，形同“诈和”。为防止小“和”，麻将规则约定“和”牌的起码“番”数，而对于“诈和”则处以警告乃至罚分。戏剧主管部门对于那些劣质产品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当的规定？
有趣的是编剧过程中语言的运用、唱词的推敲也如麻将的排列组合。“顺子”须“一二三”“四五六”不可错置，“碰子”须同“花”同“字”同“数”不可混充；人物的台词也不能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而戏曲中的唱词更要讲究起、承、转、合以及句式、节奏种种。遗憾的是麻将的“顺”“碰”规律，庄家客家无不自觉遵守，而戏剧的语言却不尽如人意，为数不少的语病和错别字至今仍不时神气活现、高蹈于戏剧艺术的殿堂！
更有剧作风格问题，说来比较抽象，但就多样化而言，也如麻将中的各种“和”法不须划一一样。熟于麻将者心想做成什么牌——“门清”？“平和”？“一条龙”？“碰碰和”？须视手中牌形而定，从不硬“做”；同样道理，剧作的风格则由剧种、题材和作者的素质（观念、学识、趣味、技巧等）所决定。我们的剧作者固然不可硬“做”，我们的行政长官也不必强求剧作的风格一定要合君口味，而动辄关闭绿灯。同样是绝妙的“和”牌。那么，那些逸出常规的“荒诞”、“象征”之流又为什么不能在剧坛占有一席之位呢？
自然，麻将也有“歪道”，诸如故意喂牌让下家“和”牌之类；遗憾的是戏剧界也时有奔竞于权门、摆弄袖来袖去功夫的雅闻。不同的是“喂”牌之类往往双方默契，似乎还不至于犯规；而编剧界某些不正之风恐怕要可悲得多，又似乎“升级”了许多，不仅有“喂”牌，而且居然有“偷”牌，岂止是钻规则的漏洞？偶从打麻将无端引出不伦不类的这些联想，博一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