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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经济)
专栏：企业家画廊

弄潮儿
本报记者　梁兆明
龙年之初，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企业家的灿灿“群星”中，有一颗南国的“明星”——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简称“白云山”）厂长贝兆汉。
几年前，贝兆汉到白云山农场所属的小药厂上任之时，那工厂哪能算是工厂哟！全厂只有10只大铜锅，用土法熬制中成药穿心莲片。库里积压上百万元的产品，流动资金却光光的。
可是谁会想到，如今，这个小作坊已经成为全国生产能力最大的制剂药厂，去年产值已逾3亿元，利税达4000万元，创汇360万美元，而且，它始终没用过国家一分钱投资，生产、销售和原料、燃料供应也都一直属国家计划外的。
工厂走了一条不同凡响的路，是因为贝兆汉有不同凡响之“招”。1980年，小厂刚从濒临倒闭的险境中爬出来，贝兆汉捕捉到了全国许多药厂竞相停产“地塞米松”药品的信息。他和“谋士”们仔细分析，料定这种药品会很快在市场上脱销，于是他们作出一个“反常”的决策：把各地药厂抛售的原料尽可能都买下来。许多人还没弄明白原委的时候，市场行情果然按贝兆汉他们预测的变了。“白云山”第二年“财运亨通”，几乎独揽了“地塞米松”生意。
贝兆汉又一项成功而又大胆的决策是实行“五包”。其中两包是包产品降价的损失和药品淘汰的损失。
“这岂不是要把客观原因造成的损失都包起来？那还了得？”果然，当贝兆汉在1982年3月郑重宣布实行“五包”后不久，难题接踵而至：先是国家卫生部门宣布淘汰127种药物，一箱箱已经出厂的属淘汰之列的药品退回了“白云山”；接着是全国有130多种药品调价，“白云山”因此赔了100多万元。
然而，巨大的代价为“白云山”赢得了极高的信誉。商业部门当年向“白云山”追加600多万元的订货；全国的药品经销商更是把与“白云山”做买卖视为保险生意，竞相来要货。
在“白云山”还没直起腰的时候，贝兆汉就提出，企业要生存、发展，非广招人才、开发新产品不可。
“招揽人才？”有人嘲笑贝兆汉“异想天开”。因为那是一间默默无闻、又是“农”字当头的山野小作坊，远离市区，生活艰苦，别说人才，就是一般劳动力也请不上“白云山”。
这个现实，贝兆汉比谁都明白。但他所想的与众不同。
原来在那个时候，受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知识分子，大多还散落在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贝兆汉的眼睛盯着这些角落，并深入这些角落“求才”。
有位在1962年毕业于南京药学院的老药剂师，被一家药厂开除后流落在广州市一个街道小五金社里。贝兆汉访到了他，立即请他上“白云山”，委以重任。
有位出身于医药世家，60年代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的制药专业人才，在“文革”中被“清洗”到农村。贝兆汉追踪到乡间，也热情地请他上“山”。
……看到贝兆汉如此“爱才如命”，一拨拨落难的知识分子纷纷上了“白云山”寻找到施展才干的天地。
如今，“白云山”成了人才的“富矿”，共有600多名科技人才，占全厂职工总数的11％。四年间，这里平均每年有30个新产品问世；先后推出240多种畅销的医药产品。
有人粗略计算过，改革开放10年，几乎每隔两年，贝兆汉就要推出一项新谋略，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掀起一阵波澜。昔日山野小厂，已变成花园式的医药城，固定资产超过1亿元，到去年，10年累计创利税逾1亿元。
“白云山”，被誉为“广州十大经济建设成就”之一；贝兆汉则被评为“广州地区十大杰出公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