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有益的交流——第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述评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坦率有益的交流
——第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述评
本报记者　戴玉庆　李和信
中国人是含蓄的。日本人是注重礼节的。
然而，本月3日—4日在人民日报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联合举办的第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上，双方与会人士的意见交流却显得相当坦率。
日方疑虑：整治环境、紧缩经济，中国政策是否又在“变”？
中方解惑：目前的“整治”是为了更好的开放，只会更有利于吸引外资。
还是在讨论会筹备阶段，记者就注意到日方主讲人之一春名和雄先生提交的发言初稿中有这样的担心：“估计在调整期间，中国会对外资有所管制。”讨论会刚一开始，这位日本著名的企业家，丸红公司董事长就亮出自己的观点：
“1978年以来的10年，中国出现过8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1984—1985年的贸易赤字扩大和1986年的紧缩银根，特别是最近决定的调整经济，使海外人士感到中国政策上‘收’、‘放’摆动太大，不能不使外资怀有担心。”
春名先生的忧虑是有代表性的。对此，中方主讲人之一、贸促会副会长郭东坡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当前中国治理经济，遏制通货膨胀，是在坚持改革开放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仅不会影响对外开放，而且会给外资创造更良好的环境。”同时，中方发言者也认为，说调整经济一点不影响外资，也不全面。中国所需要的是基础工业方面的投资项目，而对高级宾馆等非生产性项目会有所控制。
实际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伤害的不仅是中国企业。调整经济有助于缓和过热现象，腾出部分原料、能源、交通运力，将会更好地支持三资企业健康发展。
这一看法得到日本朋友的赞同。松下电器公司常任顾问原田明先生也认为，如不抑制通货膨胀，三资企业的资产会加快无形损耗，另外企业成本受通货膨胀干扰，生产难以按原计划进行。他衷心期待“中国政府现行的各种政策取得成功”。
东京银行行长井上实先生还提出善意的劝告，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借鉴日本人战后厉行节俭、增加储蓄的经验。他说，培养不浪费、不乱花钱的社会风气，对于遏制通货膨胀是“极为重要”的。
日方提出：应承认中国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仍不理想，因此有些日本企业还要“看看”。
中方强调：我们注意了日商意见，继续抓紧改善投资环境的工作。但日商对我们的环境应有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一些企业和主管经济部门的代表。他们的感受似乎相当一致。无论是在北方的大连，还是在南方的闽粤，人们都不讳言地批评，日本企业在华投资过于谨小慎微。这些意见在本次讨论会上被直接摆到桌面上。
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到1987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17亿美元，只占日本海外投资总额的1.2％。另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在华三资企业共451家，金额占在华外资总额的4.16％，且投资集中于饭店等第三产业。这些数字都同中日经济往来的应有状态不相称。
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坦率地指出：“日本对华投资和技术合作尚处于不活跃阶段，或者说初级阶段。”
对于这种现状，日本人士的解释仍与前两次讨论会上基本相同，即批评“中国的投资环境差”、“缺乏投资魅力”。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客观地指出，中国投资环境较前两年确有改善。
也有人解释说，日本企业均为私营，民间投资不同于政府贷款，不能只讲友好，不计盈利，如果有比中国更好的投资地点，企业自会转向别国。
春名先生则指出，上述数字是因为日本对华投资的历史尚浅，仅不足10年，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已有30年的历史。
不过，中方发言者提起这样的事实请日方人士注意：西欧、美国的企业也多为私营，来华投资时间也不长，可是面对同样的投资环境，他们却更大胆，更积极。人们提及，前不久，中国的汽车企业曾谋求同日本汽车企业合作，但对方以“中国尚不具备发展汽车产业的基础条件”为由推脱了。而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联邦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却已经先行一步。
讨论会上，中方会议主持者援引日本三菱公司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说，如果以100分为最佳投资环境的话，中国的得分为80分，排位于亚洲“四小龙”和“东盟”之先。因为中国在劳动力价格、对外资企业的待遇等方面，都更加优越。
看来，如何全面评价中国的投资环境，已是摆在日本企业面前需要明断的重大问题。
中方提出：日本对华转让技术顾虑甚多，是否担心中国掌握先进生产手段，会影响日本的地位？
日方解释：日本确实有人担心“飞去来器”效应，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是热心的，希望中国企业在技术的价值方面给予更高的评价。
1987年5月，日本通产省以东芝机械公司违反“巴统”禁运规定、向苏联出口大型数控机床为由，对该公司给予罚款，并禁止其在一年内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等14个国家出口，致使该公司同我签定的25项合同搁浅。
今天，“东芝事件”的阴影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冯昭奎指出，“巴统”禁运规定是“冷战”时代的产物，早应废除。日本官、民都不应以“巴统”为借口，对中国保守技术。不久前，日本把中学生使用的电脑微机也列入禁运清单，令人不解。最近，“巴统”稍稍放宽了禁运规定，可是有些日本企业仍不愿转让技术，甚至对已落后20年的某些中低技术，也表示“等等看”。
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季崇威认为，日本作为资源小国，必须靠技术立国。因此对于日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中国并不坚持非要日本最先进的技术不可，而是希望得到一些实用的技术。况且，这些技术已经转让给了亚洲“四小龙”。日本是否担心中国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手段强大起来，会削弱日本的地位。这是影响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重大心理障碍。
近来日本舆论界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90年代的东亚应当以日本为“雁头”，带动两侧的亚洲“四小”和“东盟”，形成雁形的“东亚经济圈”。值得注意的是，在群雁高飞的格局中，有人把中国排除在外了。
当中方人士请日方解释上述观点时，井上实对曾经有上述说法表示“震惊”。他说，日本方面并不只想建立东亚经济圈，也并不想在东亚当经济首领。日本所说的“环太平洋经济”，既包括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国家，也包括东岸的拉美国家，中国当然在其中。他恳请中方“消除误会”。
春名和雄认为，在技术转让中，日本确实有人担心在一些国家产生“飞去来器”效应，但对中国不一样。正如竹下登首相所言，日中经济合作的目标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原田明解释说，日本对中国转让技术是热心的，但在一些具体商务中，由于存在如何评价技术秘密和如何防止向第三者泄密等顾虑，以致影响了转让的顺利进行。
第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结束的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了双方主要与会人员。他问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新井明：“三次讨论会是不是一次比一次开得好？”新井明回答：“是这样，因为双方越来越坦诚，不再像过去那样拘于客套了。”
坦率的交流，不同观点的交锋，不强求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弄清双方的看法。这样的交流是有益的。双方同感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