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貌犹在　风范永存——深切怀念齐燕铭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音貌犹在　风范永存
——深切怀念齐燕铭同志
朱雨滋
每当回忆在燕铭同志身边工作的岁月，往事就如潮水一般地涌上心头，令人难以平静。很多事仍然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在燕铭同志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1958年1月，我们国务院秘书厅会议科的5个同志在讨论干部下放问题时，大家热情很高，纷纷要求下放。当知道燕铭同志只同意我们科下放1人时，便提出了不同意见，觉得只要调整内部分工，发挥革命干劲，工作完全可以不受影响，即决定由正副科长代表全科向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觉得工作离不开，怕我们有困难，即把我们全科的人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们工作是否可以担当起来，我们一致表示可以，燕铭同志即同意我们再下放1人。同时，还谈到我们科干部培养的远期规划问题，希望我们科的同志能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把自己培养成会议工作专家。他还风趣地对我们科的副科长说，希望她能成为像苏联部长会议那位有40年工龄的资料查询者老太太一样的专家。最后，全科同志皆大欢喜地离开了燕铭同志的办公室。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切。
1958年9月，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领导上决定在北京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国庆工程，並确定由燕铭同志具体负责。任务是繁重而又紧迫的，政治性很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燕铭同志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立即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等同志一起，紧张地行动起来。从1958年9月至1959年9月，据不完全记载，和万里等同志约有关部门开会90多次，其中周总理亲自参加的即达10多次。为了保证人民大会堂钢梁的质量，先后和万里等同志同冶金部、建工部的工程师们专门研究、辩论了7次；为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设计问题，即和万里等同志邀请有关专家、工程师座谈了5次。其中1959年1月28日晚上的一次会议，从下午8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29日下午，燕铭同志一面嘱我将28日晚上的会议情况和人民大会堂工程情况及钢材质量问题向周总理和仲勋同志写专题报告，一面又赶到建工部听取几位工程师辩论人民大会堂的钢结构问题，30日上午和下午，又听取了几位工程师关于人民大会堂钢结构问题的汇报。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燕铭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时间，认真地学习，钻研和请示，紧密依靠群众，虚心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终于比较深透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比较圆满地帮助解决了从设计、施工到内部设备等方面的难题，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1960年后，燕铭同志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他广泛团结党内外的文化工作者，努力执行党的文艺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从1960年8月至1962年12月的不完全记载，燕铭同志曾先后和文化界的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欧阳予倩、盖叫天、曹禺、尚小云、俞振飞、言慧珠、袁世海、红线女、袁雪芬等40多位知名度很高的人士进行过交谈，从各个侧面了解文化界的情况，探讨文化工作中的问题，求教改进的办法。燕铭同志对戏剧艺术素有研究，早在延安时代，参与创作《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就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好评。他和文化界同志那种深夜畅谈、促膝谈心、直抒己见、无拘无束的情景，实在令人难忘。在和文艺界知名人士的交往中，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格外深。一件是1961年7月30日，梅兰芳同志因病住入医院，8月1日周总理指示：梅兰芳同志生病的事情，请燕铭同志亲自抓，要像对待中央负责同志一样日夜派专人护理，千万不要疏忽。燕铭同志立即去医院看望了梅兰芳同志，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听说柠檬对治病有好处，燕铭同志即嘱设法购送，由于在北京遍寻无着，又嘱打电话请广东省侯甸同志想办法。8月9日收到了广东带来的柠檬，可惜梅兰芳同志已于8月8日逝世了。还有一件事，就是1963年12月19日，燕铭同志在广州养病期间，去看望邝健廉（红线女）同志，邝请燕铭同志去看她主演的《李香君》，並请他对该剧提出意见。25日晚，燕铭同志去看了邝的演出。为了谈对此剧的意见，燕铭同志特意从广州中山图书馆查阅了剧中出现的有关杨文聪（龙友）、侯方域（朝宗）等人的史料，同邝谈了自己的意见，邝非常高兴。这件事，反映了燕铭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即使在外出养病期间，为了对一个戏发表一点意见，还要在事前进行认真的准备；也反映了燕铭同志和文艺工作者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燕铭同志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期间，曾和当时这个小组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等同志交谈过20多次；还曾商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办了古典文献专业并亲自去讲课；即使是一封对某一书稿如何处理的答复信，也是有理有据，非常认真。如1959年，中华书局金灿然同志为出版《永宪录》涉及台湾归属时代问题，向燕铭同志请示处理办法。燕铭同志在回信中是这样答复的：“台湾沿革，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五《台湾事辑》言之最详。大约其地本荒岛，除土人外，陆续去者均为中国贫民，即《明史》所谓往往聚而为盗者也。黄宗羲《行朝录》称，招饥民开垦始于郑芝龙，其后又为荷兰人侵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又称，红夷于天启二年请求互市，总兵俞咨皋移之北港（即鸡笼山），则荷兰之居澎湖似曾邀得中国同意者。由此言之，其地属于我国可知。已往姑不具论，清代已将台湾列入版图。凡文种记载所言先后不同，排比而观，本无抵牾”。据此，燕铭同志对灿然同志的请示明确表态：“原文付印，不必改字，无碍于事。”这个事例还说明，燕铭同志既是文化部门的领导干部，又是文化事业的行家。我们党一直对干部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燕铭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燕铭同志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精神，也是感人至深的。他不仅自己平时重视理论学习，还多次提醒我们：“最好养成一种学理论的习惯”，“要注意政治理论特别是哲学思想学习，要随时考虑一些有关人生、社会、革命的大问题，並从学习中经常注意解决这些问题”。最可贵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被长期关押的时间里，虽然对自己的问题长期不能结案，“百思不得其解”。但他始终是“相信党”，“无怨言”，並且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凭借昏暗的烛光，“安心学习”。现在我面前摆着的燕铭同志的夫人冯慧德同志赠我留作纪念的《资本论》上面，就有当年燕铭同志在狱中秉烛夜读时写下的眉批、旁注、重点记号，还有他夹在书中用烟盒纸列出的“算式”，就是燕铭同志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动人心弦的例证。
1974年9月30日，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燕铭同志被解除关押，参加了周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1975年，燕铭同志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决心研究並编写新中国经济史，而把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史作为它的序幕。他当时作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毫不计较个人名位得失，以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不是为做官”（见燕铭同志给他女儿的信）的胸怀，扎扎实实地投入了新的工作中去。他曾两次到江西、福建实地调查。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的同志们，写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和《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两本书。现在这两本书均已出版问世。可惜燕铭同志却未能见到后一本书的出版。
“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7年11月，燕铭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1978年3月，他被选为全国政协秘书长。他曾深情地对我谈到周总理生前对统战工作、政协工作非常关心，决心继承总理遗志，克服困难，把工作做好。从此，燕铭同志又以忘我的工作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挑起了恢复和发展政协活动的重担。在政协机关，他坚决果断地大胆启用干部。记得他在和政协机关党组的同志商量之后，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庄严宣布，凡是“文革”中“靠边站”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在未做结论之前，先参加机关的日常工作。迅速扭转了机关冷冷清清的局面。紧接着他又狠抓落实政策的工作，在机关党组的领导下，成立了落实政策小组，对一些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复查，解决了35位同志的落实政策问题。与此同时，燕铭同志还特别关心1957年那场斗争扩大化引起的落实政策问题，关心清查政协机关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使一些同志早日进行检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燕铭同志十分注意统战工作。他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和很多党外的老领导老同志（如宋庆龄、许德珩、陈叔通、胡厥文、胡子昂、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王昆仑、楚图南、雷洁琼等同志）都比较熟悉，并在长期交往中结下了深情厚谊。他对党外老领导老同志非常尊重，热情、坦率、真诚，加之他博学多才，对金石篆刻、书法等颇为爱好，相互间共同语言较多，很多老同志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和他深谈，真可谓“肝胆相照”。据不完全记载，从1960年11月至1965年6月，他和陈叔老就交谈过18次；“文化大革命”前，宋庆龄副主席逢年过节，往往要请他去家中便餐漫谈，“文化大革命”后，他为了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的问题，曾于1978年5月7日、12日两次拜访了宋庆龄副主席，并于6月11日至23日受宋副主席的委托，专程到上海参加了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6月23日，即燕铭同志从上海返京的第二天，他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医院。
在住院期间，燕铭同志仍然极端负责地关心统战部工作和政协的工作。他以惊人的毅力，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除了陪同一些领导同志接待中外来宾、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审批文件报告外，还在医院专门召开过三次党组会，并先后和统战部、政协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进行交谈，研究有关政协工作的重要问题。燕铭同志还亲笔起草了打算10月13日在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讲的关于政协机关第三阶段运动的动员报告提纲。10月10日下午还嘱我11日去医院再谈谈机关运动情况，为他13日的动员报告作进一步的准备。想不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给我布置的任务。10月11日晨，燕铭同志突然患脑溢血陷入了昏迷状态，半身麻木，口张目闭，不省人事，我再也无法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了。
很多领导同志和医院采取了各种抢救办法，我有时对他说话，他还能用手紧紧握我的手，似乎听懂了我的话。但他再也没有清醒过来，10月21日中午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0年过去了，人民政协的工作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健康地向前发展，若九泉有知，燕铭同志定会感到欣慰的。
燕铭同志鞠躬尽瘁、忘我工作的春蚕精神将激励我们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