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画像”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农村改革已十年征文

我的“自画像”
浙江 蓝成标（口述）
我是50多岁的人了。回头看看，我给自己画了四个“像”：
50年代的“盲人”。我17岁当上农村基层干部后，为乡亲们办了许多实事，如搞互助组、办供销社、灾年带领农民生产自救等等。但是，盲目蛮干的事情也不少。并大社时，搞穷队富队“一拉平”；“钢铁元帅”升帐时，用谷扇鼓风炼铁；粮食产量放“卫星”时，抓越密越好的密植。最难忘的是1959年冬天的灵山畈工程。工地上人山人海，我担任工程指挥部副政委，一连10天10夜，指挥五六千人大干。哪晓得，毁掉10来亩粮田挖成的一条大沟并不实用，满畈的红旗一扛走，农民又把它逐年填平了。这些“盲人”瞎干的害民事，啥时想起来，心里都难受。
60年代的“红人”。到了60年代，上级组织部门看上了我，提拔我当区委副书记。这在我们家乡可算得上是个“大官”了，乡亲们都说我走了“红运”。1964年，作为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我来到北京，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活动。10月5日下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并和他们一起照了相。如今，这张珍贵的照片我还保存着。观礼回来，我就被鲜花人流包围了。县里一连为我安排了27场报告，面对多则上千少则几百的听众，我把个嗓子都讲哑了。从那以后，年年评出的先进工作者，几乎都有我的份；开大会介绍工作经验，往往都有我的声音。最“红”的是，我还被评为地区和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作讲用报告。说真心话，我只读过4年小学，2年干部学校，知道什么“活学活用”？
70年代的“罪人”。我这个人脾性难改，在那风行以言治罪的“窝里斗”年代，还是有啥想法不瞒人，有话就说不拐弯。这一来，有几句不合时宜的话就给人抓住了把柄，一夜之间我变成了“阶级敌人”，被押往各地斗争。接着，被开除党籍、公籍；再接着，被赶回老家劳动改造。记得回家那天，我捧起那张北京合影照片，什么话也没说，只有眼泪往肚里流。
80年代的能人。是改革，使我蓝成标没白活这大半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组织上相继恢复了我的党籍、公籍，让我到笋厂担任厂长。1986年上半年，承担国家星火计划项目——竹胶板研制和生产的县压板厂亏损，眼看“星火”难燃，组织上又把点燃科技星火的重任交给了我。我进笋厂的时候，这个厂在浙江省还没排上号；我出笋厂的时候，这个厂的产品质量、数量已在全省同行业中名列前茅。我进县压板厂第二年，就生产出竹胶汽车车厢底板1.2万台份，在为国家节约优质木材3600立方米的同时，企业由亏损转为创利税28万元，竹农增收50多万元。今年，我们实施的国家科技星火项目——首创的竹胶板顺利通过了国家级鉴定，先后获得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科技进步奖。我们厂被评为浙江省“明星企业”；我自己呢，被许多人称为办厂能人。
画完像，我这样想：同是一个我，同样卖力干，为啥四个年代四种人样？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不是这10年我变得格外聪明能干了，而是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引我走上了正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大舞台；不然，我蓝成标还可能是瞎干的“盲人”，徒有虚名的“红人”，含冤受屈的“罪人”，绝不可能变成办厂富民的“能人”。（严元俭　余怀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