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这里通向未来——第五次文代会采访侧记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历史从这里通向未来
——第五次文代会采访侧记
本报记者　王必胜　李辉
88岁高龄的夏衍坐在开幕式的主席台上，认真地听别人代读他所写的开幕词。作为一位经历50多年风风雨雨、毕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文艺家，面对历史，他有更多、更深切的体验。与其说在听别人朗读，不如说他在倾听自己的声音，在同代表们、同身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品味历史给今天留下的经验和教训：
“那种认为文艺比政治经济更为重要的看法是不科学的；那种用行政命令来管理文艺的方法是不明智的。文艺创作是一项极其细致而又复杂的最富有个性色彩的精神劳动，创作自由是尊重艺术规律的表现，创作自由和尊重艺术个性，又是建立在文学家艺术家的良知的基础上的，文艺不能从属于政治，但又不能超脱于政治之外。”
对这番话，坐在台下的梅志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她是几年前去世的文联委员胡风的妻子，并不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但被邀请前来参加开幕式。对于她，沉重的历史已成为过去，她为10年来新的文艺方针和局面的出现感到兴奋，更为胡风付出的代价换来人们的清醒而感到安慰。
会后在同记者交谈时，她的声调平静而低缓，但显然在抑制激动的泪水。“这几年来，党一再主张充分尊重文艺发展的规律，充分理解文艺和文艺工作者，人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艺术见解，这是令人高兴的历史进步。胡风不能参加今天的大会，是他的遗憾。”
梅志对历史进步的感受，在9日开始的电影家协会小组讨论中得到了印证。
这几年，电影事业的发展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有的代表认为，值得肯定的不仅仅在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而在于过去靠行政命令领导电影创作“一言定终身”的局面开始打破，民主的、尊重艺术规律的、尊重艺术家意见的作风已经开始形成。影评家罗艺军提到了“金鸡奖”的评奖、《原野》和《芙蓉镇》的放映、关于《红高粱》的争论等。他认为，胡启立同志在《祝词》中关于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阐述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他说：“在今天的文艺界，少干涉文艺的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提了，在实际上也在改变过去不正常的做法。”
作家邓友梅在小组的发言虽然简单，也表达出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对有争议的作品，“重要的不在于作品的观点本身，而在于文艺家能用各种方式去思考，激发不同意见的争论。”
记者还可以补充文学界今年发生的事情：关于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进一步争论，姚雪垠、魏明伦不同观点文章的共同出现，青年评论家对有成就的作家的大胆批评……胡启立同志《祝词》中所说的“我们应当学会通过自由的、民主的、平等的从容讨论，来求得认识的深化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再也不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是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所努力，哪怕并不简单，并不顺利，但历史正从这里走向未来。
说到“应当学会”，以作家身份参加大会的王蒙作了一段有趣的发挥。他说，当领导的要学会少干涉、少干预文艺，搞文艺的也要学会不去求干涉、求干预。大家都学会自由、平等地争论，习惯写文章参加争鸣，不必非要什么人下结论不可。
在座的作家代表笑了。他们的笑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乐观。代表们深知，懂得了学会遵循艺术规律的重要，并努力去实现之，正是政治家、艺术家充满信心的表现。这是对历史深刻的认识，也是在创造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