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历史的启示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北洋海军历史的启示
戚其章
今年是北洋海军成军100周年。
1888年10月7日，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当时的北洋舰队，拥有大小舰艇25艘。后续有舰艇调进。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北洋舰队的舰艇总数达到42艘，吨位45000余吨。遥想当年，威海的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真可谓盛极一时！然而，成军仅仅6年之后，还是在刘公岛前，这支庞大的舰队竟然全军覆没，樯橹灰飞烟灭了。这种似乎难测的忽兴忽灭的历史变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能不引起后人不尽的思索。
海军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中国本来没有海军。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凭船坚炮利，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才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海军之为物。于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萌发了建立海军的思想。林则徐认为，海军乃西洋“长技”，中国也应学习，“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与之角逐海上，方能“制胜”。他的这一构想，后来被魏源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以概括之，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历程是几经曲折的。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根本不明白，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土壤上是产生不出强大的海军来的。鸦片战争后，一些清政府官员面对“人操舟而我结筏”的现实，也曾博访洋船图式进行仿造，但仍抱着旧的观念来看待海军这个新事物。40年代末，西方国家已在军舰上使用螺旋推进器。进入50年代后，英、法等国都开始了螺旋推进器蒸汽舰的建造。与此同时，木壳军舰也逐步被带有护甲的铁甲舰或钢壳军舰所代替。而中国的仿造者却只求船型相似，安脚踏水轮以求船之速，选坚实木料并蒙以生牛皮以求船之坚，以为靠手工匠人依样画葫芦，即可成功。这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到60年代初，曾国藩和左宗棠继续在安庆、杭州自行仿造轮船，还是遭到了失败。这样，他们才意识到，制造轮船不引进机器生产技术是不行了。经过四分之一世纪，遭到多次严重挫折之后，中国人在造船问题上才发生了观念的改变。
观念的更新带来了造船事业的发展。1866年，根据左宗棠建议，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成立，开始购进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工匠监造轮船。闽局不仅建造兵船，同时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这便为尔后建成北洋海军奠定了基础。清政府于1879年10月下令筹建北洋海军。1881年12月，即仅仅两年之后，北洋海军便初步建成。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改三角形水师旗为长方形海军旗。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军舰上挂起海军旗。当时北洋海军有巡洋舰、炮舰、练习舰等12艘，已初具规模。其后，北洋海军继续扩建，直到1888年成军为止。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支舰队，从开始筹建到正式成军才历时9年，速度是够快的。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开放的政策。
闽局本身就是开放政策的积极成果。它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造船工业基地，从1869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25年间造船34艘，其中11艘拨给了北洋海军。闽局开始只能造几百吨的小型木质炮船，后来则能造2000吨级的钢甲快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之有近代化的新式舰船是从闽局开始的，所以有人称之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在北洋海军成军以前，以闽局为代表的中国造船工业水平，并不比日本低，甚至还超过了日本。不过，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造船工业仍然落后很多。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为了早日建成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海军舰队，从西方购进一些新式舰艇是完全必要的。所以，清政府采取了造船与买船并行的方针。从德、英两国订造的7艘战舰，来华后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主力。成军后的北洋海军，其实力居于远东第一，使各国皆刮目相待。
对中国来说，发展海军是一件全新的事情，没有足够的人才是办不起来的。为了加速海军人才的培养，清政府又创设新式海军学堂。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闽局所附设的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最早的优秀的海军人才。到甲午战争前夕，这两所学堂、特别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多数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和中坚。北洋海军重用学堂出身的学生，但也不歧视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自学成才者，各舰管带、大副、二副多有由船生担任的。在培养、奖掖人才的同时，清政府还选派海军人员出国考察和派遣留学生。例如，丁汝昌、邓世昌等人多次利用接船之机，考察西方海军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大有进益。闽局曾派出三批留学生78人，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严复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时，清政府还先后派出4批官学生120人，学成回国后多半转入海军担任要职。同时，清政府又从国外聘请技术人才。洋员主要担任教习、驾驶、机务、炮务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其中多数人克尽厥职，是有劳绩的。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有些洋员还亲冒炮火，奋力作战，或身负重伤，或以身殉职，与中国将士的鲜血洒在一起。这种自己培养人才为主与借才异国为辅的方针，应该说是行之有效的。
在一个时期内，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决心似乎是很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即指出：“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因此提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著。”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批准创建福州船政局。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开始觉察到日本“为中国永久大患”，便着手筹建三洋海军，并决定向德国伏尔铿厂订造两艘铁甲舰。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战后，清廷在谕旨中宣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以上事实说明，是外国的侵略刺激和促成了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决心。当时，反对派的力量还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反对购买西方先进军舰装备海军，而且反对“师夷长技”。如称：“铁甲船有害无利”，“不可购买洋船，并不可仿照制造”，“岂有必效敌人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等等。清政府破除各种阻力，使北洋海军得以成军，确实表现了一定的决心。然而，这种决心并没有真正坚持下去。北洋海军成军后，它的发展便进入了停滞的阶段，从此不再添置一艘军舰，更新一门火炮。本来，成军之初，北洋海军的实力是超过日本海军的。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海军所未有，因此畏之“甚于虎豹”。可是，为了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明治政府锐意扩建海军。天皇睦仁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为造舰经费。日本海军以打败定远、镇远为目标，专门设计制造了桥立、松岛、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战舰，号称“三景舰”。这样，在甲午战前的6年间，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舰两艘，其装备质量远远超过了北洋舰队。当时，也有少数官员以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力陈加强海军力量，但未被采纳。如果说清朝统治集团在前一个时期还有点危机感的话，那末，在稍有所成之后，便开始忘乎所以，踌躇满志起来。一度表现出的一点活力被沉重而巨大的惰力给压下去了。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两个月，李鸿章看到日本“岁添巨舰”的现实，这才发出“窃虑后难为继”的慨叹，无奈为时晚矣。
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作战三次，广大将士英勇搏敌，浴血奋战，然空怀杀敌保国壮志，终难挽回失败的命运。这支庞大的舰队还是全军覆没了。之所以造成这样惨痛的结局，其原因非止一端，举其要者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长期闭关锁国产生的持久消极影响，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也制约了海军作用的正常发挥。中国的“师夷”是被列强侵略逼出来的，并不是自觉的。清朝当权者认为，西方国家的长处只是“船坚炮利”。因此想得很天真：“我师其长而用之，则西洋之长技皆可为中国之长技，诚万世之至计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清政府才决定办海军的。60年代初，冯桂芬说过两句有名的话：“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便成为后来“中体西用”说之张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此说一直成为
“师夷”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只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即改善生产力，但不去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反而要维护这种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所以，海军办起来后，“则以新法而参旧制”，即仍然保留着旧有的封建军制。一遇战争，弊端尽露。“南、北洋各守一方，水、陆各具一见”，“皆调动不灵，且多方牵制，号令难行”，欲其不败是不可能的。正如北洋海军将领所说：“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其二，腐败现象的滋生，严重地削弱了北洋海军。海军本是新的军种，在初创时期还是颇有朝气的。中法战争后，远东形势趋于缓和，清朝当权者陶醉于和平环境，文恬武嬉。李鸿章是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认为“武夫难拘绳墨”，在和平时期不必苛求纪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相习成风，视为故态。”于是，封建官场的种种痼习便在北洋海军中迅速滋生起来。有些将领指出：“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实战观念淡薄了，朝气也消磨净尽了。世人很少知道，致远之沉原来与缺少截堵水门的橡皮有关。管带邓世昌以其年久破烂，战前请换而未成，故该舰中炮后立即沉没。配炮零件也得不到及时供应，海战时有许多大炮因零件损伤而停放。弹药供应问题更大，或被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或被暗中捣鬼，以假冒真。有的将领痛心地说：“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引信拉火“不过引”，就会使炮弹击中敌舰而不爆炸。海战中日舰多艘中弹，竟无一艘被沉，其奥秘就在这里。
其三，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是导致北洋海军覆没的最根本的原因。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期，远东形成了英、俄对峙的局面。俄国暂时尚无力东进和南下，英国则想维护既得利益，保持既定的格局。在此后近30年中，远东形势是相对稳定的，这正是中国发展和振兴的大好时机。日本就是在这个时期搞起了明治维新。但是，清朝统治集团恰恰相反，不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而是粉饰太平，耽于安乐，以致错过了这次百年难逢、稍纵即逝的机遇。北洋海军成军后，认为声势已壮，“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更可高枕无忧了。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骄奢淫逸，大肆挥霍。中法战争后，为大修殿宇亭台，不仅多次举借外债，而且以“挪拨”、“划拨”、“挪垫”等名义占用海军经费，花于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而用这笔经费，起码可以再建像北洋舰队这样规模的一支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