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充满活力的企业机制——四平市“特区型企业”采访札记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建立充满活力的企业机制
——四平市“特区型企业”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高新庆　费伟伟
“特区型企业”的“特区效应”
在人们追求过热的增长速度，而不大重视追求效益的情况下，吉林省四平市却出现一个平缓速度下、效益大增的企业群体，即市薄板厂、机床附件厂、建筑机械厂、工程机械厂、轧钢厂、纺织厂、联合化工厂、油脂化工厂这8家进行“特区型企业”试验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四平市工商银行副行长刘士恒提供了如下数据：这8户企业，年初流动资金贷款是9933万元，到8月底减为8135万元，减少了1798万元；1至8月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只增长4.3％，而销售收入则增长32％，实现利润增长42.8％。他们在四平这非特区创造了“特区效应”。
“为什么要搞‘特区型企业’？”四平市长郭永德回答记者说：“企业，特别是实力雄厚、对全市经济和财政收入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承包以后，如何注入新的活力？企业反映‘婆婆管死，媳妇难为’。”“的确，企业虽然承包了，国家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仍然太多，企业的自主权没有真正落实。所以，我们选择这8户大中型骨干企业搞试验，在劳动人事、资金管理和使用、生产经营、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等六个方面，制订了18条特殊性政策规定，总之，就叫‘放权、放手’。”（有人插话：“过去也放权，那时叫‘放权、让利’，在‘让利’上做文章；这次也放权，叫‘放权、放手’，在‘放手’上做文章。”）在座的市体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解释：改革的实质就是把企业真正推向市场，使企业形成自我约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充满活力的企业机制，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人合心，马也合套”
机床附件厂厂长、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陈玉田，一见面就舒心地对记者说：“现在人财物，产供销，基本是自己说了算，我也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那你人权有多大？”我们问，“副厂长以下，我说了算！”他说到，过去科以上干部由主管局任命，副厂级干部，上面有分歧，一二年都任命不了。“现在，副厂长，我可以任命、调动，但要向上面打个招呼，科以下，连招呼都不用打，人权宽多了！”
据了解，不但人权，连机构设置，厂里也有决定权。这个厂把过去劳资、安全、财务、武装等17个科室，改为生产、经营、质量、技术、开发、厂务6个办公室和一个政治部。副厂长分别兼六办一部主任，中层干部由52人减为33人，管理人员由105人减为89人。精简下来的16个中层干部，有的当一般干部，有的当工人，个别的调出。陈玉田告诉记者：“我只管任命副厂长，各委办由兼任主任的副厂长组阁。”又说：“有的副厂长要我拍板。我对他说，“我定的，不合适，出了问题，你往我这里推；你自已选聘的，出了问题，我唯你是问。”动真格的，副厂长们思之再三，有的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着。这样，裙带风、拉帮结派或马虎凑数不行了。车间主任也可以聘班组长，班组长可以合理组合，而工人则可以选择班组长，叫“双向选择”。
“那你们人心很齐吧？”老陈美气地回答：“东北话叫‘人合心，马也合套’啦！”
“把攀比变成竞争”
企业承包，层层选聘，合理组合，打破了铁交椅、铁饭碗，但“铁工资”却使很多企业能人不敢动刀。而恰恰是这个问题上，平均主义、攀比风最厉害。
企业获得自主权以后，要不要动这一块，能不能动这一块？
建筑机械厂厂长杜玉宣告诉记者，他们这个厂产供销全部面向市场，今年仅材料涨价这一块，估计至少要多支出100万元。面对市场的严峻形势，除了及时调整和改变产品结构，生产适销对路产品，最根本的还是要调动职工积极性。而不在分配上作文章，职工积极性难于持久。他们把工资分为固定工资和效益工资两大块，从固定工资中每人拿出10元，加部分奖金、加班费，捆在一起，变成效益工资，人均25元左右，每月根据贡献和效益来实际评定。但整个固定工资部分还没搞活。杜厂长说，职工最关心固定工资这一块，大家对长级迫切着哩！过去厂长有3％晋级权，粥少僧多，互相攀比，长上的认为理所当然；没长上的情绪低落。两种人的积极性都没有调动起来。今年以来，该厂实行滚动工资制，即把国家给的3％晋级指标，加上奖金中抽出一部分，再加上利税增长与工资总额挂钩部分（利税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7％），捆在一起，变成滚动工资，每个季度给表现好、有贡献的职工晋升半级浮动工资，一二季度已有75人晋升了半级，年终考核，始终表现不错的半级浮动工资可以固定。据匡算，一个职工连续浮动、固定，8年也才升了4级工资，提级幅度不大。表现不好，浮动工资随时取消。有特殊贡献的，还可以提前固定。这样晋级幅度不大，晋级面扩大，由3％扩大到12％左右。二车间工人刘守学给记者说了心里话：“过去3％晋级，你比我争，没啥指望，干活稀里糊涂；现在滚动面扩大，有奔头。”“车间还有泡工的没有？”我们问，他说：“没啦，大家都有竞争意识，都有‘危机感’，你不干，人家就超过去了。人有脸，树有皮，谁愿真的装熊？”杜厂长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攀比变成竞争，现在看，目的达到了。”　
8小时之内不认亲
“有人说我太严了，我们这个烂厂子，不严行吗？”以从严治厂著称的工程机械厂厂长张海龙，快人快语。1984年他接手厂长之前，10年换了12任厂长。接手时，帐面亏损170万元，厂内杂草丛生，办公室、车间玻璃没一块完好的，打架斗殴、偷盗、告状成风。张海龙一到，有人就扬言：“三个月之内，让他姓张的卷起铺盖走人。”
张海龙不信邪，敢于硬碰硬。有一位号称“焦疯子”的，拉着板车到厂里明目张胆偷拉煤炭，门卫拦住，被他抡刀砍伤。对不起，报告公安部门，拘留15天，这一下把邪气镇住了。
过去严，承包以后更严。严到什么程度？中午12时开饭，全厂没有一个人在11点59分去食堂的。严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如劳动制度规定：上班迟到一次罚2元；旷工一天，年终奖取消；旷工15天，厂里除名。质量管理要求更严。一次售出一台装载机，传动轴上4个螺丝，用户发现有2个松动，根据质量管理条例，处罚了车间主任、检查科长、调度员、检查员4人。
严，不仅对一般职工，更要对领导干部；不仅对一般同志，更要对自己亲近的同志，张海龙有句名言：“8小时之内不认亲”。他那当副科长的同学出了问题，不仅批评，还被罚140元。
严，不仅对别人，首先要对自己。几年来张海龙大的问题上从未发生过决策失误，但有两次小的失误，他严于解剖自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做检查。
“严，也不是始终把弓弦绷得很紧，要宽严适度。在从严治厂的前提下，要团结同事，给工人以温暖。”“比方说，职工对‘三子’，即房子、票子、孩子最为关心，这‘三子’我们厂这几年解决得比较好，全厂没有缺房户，职工子女全部就业，票子嘛，不算很高，在我们行业也属上游。”张海龙说：“你要工人热爱工厂，那工厂总得有值得工人爱的地方，否则怎么有向心力和凝聚力？”
承包4年想10年
承包以后，企业会不会有短期行为？这是人们担心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走访了薄板厂。
厂长薛广生，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今年57岁，也许这4年承包，也是他最后4年任期了。他谈到，薄板厂由小到大，发展成现在的中型厂，6万吨生产能力，他现在想的不仅是每年要超额完成任务、受奖，而且要在卸任的时候交个好班。他决心在任期内自筹资金1.72亿元，完成该厂，也是整个四平市建国以来的最大项目——热轧改冷轧，使产品更新换代。这个项目已列入国家“七五”重点改造项目，分三步进行，改造以后冷轧板达10万吨，加上其他改造项目，到1991年，产值逾3亿元，税利由现在几百万增至7000多万元，那时一厂将变七厂了。
“我们这叫承包4年想10年”，老薛深情地说，“为啥拚死拚活给企业留后劲？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考虑后代；再说企业不是哪一个人的，是国家、人民的，既然我是法人代表，我就替国家、人民担承着担子，企业的兴衰哪能不记挂于怀？”
当然，对承包者，不仅有责任感、责任心这一类的“软约束”，而且还有硬约束，所有经营承包合同书都规定基期利润和超基期利润，还规定了产品升级换代、技术改造任务和目标，以及固定资产增殖硬指标等。这些硬指标列入合同书，一旦宣布生效，就具有法律效应。市体改委一位负责同志说，有了这些“硬约束”，我们更无须担心承包者的短期行为了。
改革呼唤着改革
“最头疼的是原材料轮番涨价”，8户企业家异口同声向记者诉苦。轧钢厂厂长于云才说：“钢坯计划内价格430元一吨，实际价格由940元涨到980元，1050元，1150元，接近我们厂生产的小型角钢1260元的价格；矽钢片由年初2.6万元一吨，涨到8.8万元一吨，还抢手。”
更让厂长挠头的是，原材料越涨价越紧缺。联合化工厂厂长温治国对记者说，该厂生产的都是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但国家却不保证原材料供应，迫使企业不择手段地搞原材料。有的原材料如厂急需的硫化铁，供方提出必须用该厂生产且市场紧俏的聚氯乙烯串换。而每吨价格要低于市价3000元左右，仅此一项，企业就损失60万元。聚氯乙烯又是国家计划产品，这又迫使企业不得不冲击国家计划，如此恶性循环。
在机床附件厂采访时，我们还发现另一个问题。这个厂管理机构的改革还留了一条尾巴：以前的17个职能科室调整为“六办一部”后，一些已经合并或撤销的科室，其公章仍然原封不动。厂长陈玉田解释说，这主要是为了与上级管理机构“层层对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市长郭永德谈到在把人、财、物大权交还企业之后，企业主管局实际上将被架空。全市机构改革还没进行之前，市里办法是让这些主管局先在转变职能上下功夫。
郭市长解释说：“这就叫‘先搬神，后拆庙’，争取市一级机构改革顺其自然地平缓过渡。”
实践表明，四平“特区型企业”的改革，同时呼唤着两方面改革：尽快整顿和建立商品生产的新秩序，创造与企业改革相适应的经济环境；改革必须配套，上层建筑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应与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同步进行。四平这8户企业家们对这两点怀有热烈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