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告文学的非理论性思考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关于报告文学的非理论性思考
尹卫星
杂交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呢？
报告与文学，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隶属不同范畴的文学品种，如今一经在作家手中进行杂交，便生产出了第三种文字品种——报告文学。
艺术能这么杂交吗？
正如纪实小说和电影小说的提法一样，有些不伦不类，自相矛盾。报告文学的提法也难免令人生疑，至少是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国外有新新闻体小说，是报告文学的另一种名称；国内还有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看不出它们与报告文学究竟有什么区别和严格的界线。既然大家都这么叫，也只好入乡随俗了，好在这只是一种提法或是一种文学式样的名称，一种符号，并不是最重要的。
杂交或许是对的。混血儿确实漂亮、聪明。
杂交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看你怎么个杂交法了。
报告文学最初在中国上市的时候，是被划在散文部落里的，仅仅几年的工夫，报告文学便背叛了散文，宣告独立，并试图扮演文学世界里的“超级大国”。
人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小说在退化，全世界范围内的退化。本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老百姓能叫出几个？怎能像上世纪以前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名字那样响亮，又怎能像他们的作品那样在世界范围内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承认艺术有巅峰吗？在运动场上没有永久的世界纪录，但在艺术领域也许确有超不过的世界纪录。小说太古老了，诗歌就更古老了，古老的应有尽有。中国小说在经历了它的盛期以后，趋于平淡。或许，它睡了，在它醒来之前，报告文学将尽情地表演，甚至有点儿肆无忌惮。
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物质的昌明，生活将越来越艺术化，而艺术越来越生活化，这种走向给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式样带来繁荣的契机。
最后是新闻界的萎缩，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疆域拱手让给了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却毫不客气地侵入了新闻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几乎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所顾忌而又无所不及。
一时间，“全景式”“集束式”等等报告文学铺天盖地，八仙过海，或写重大新闻事件，或写敏感的社会问题，或扫描某一领域，或褒贬风云人物，此起彼落，你方唱罢我登台，令人眼花缭乱，感慨万千，报告文学一跃成为耀眼的大明星。
是方兴未艾呢，还是病态的浮肿？抑或只是临终前的一种回光返照？
说报告文学走红也好，走俏也罢，都不过分。但，需要稍稍冷静一点，仔细看一看报告文学是怎样发迹的。
不知道人们是因袭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只要这报告文学是揭露内幕的，是批判的、是抨击的、是骂娘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就一定会引起轰动。反之，就一定不是好作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只要他或她具有一种豁出去的胆量，有点儿占领资料的机会，再有一点判断是非的能耐就足够了，而这些作家呢，恰恰希望别人来批评他或她的作品，倘若是来自官方的批评就更是求之不得了。人说这叫越批越红、越批越香，越批就越出名，一直闹到打官司的地步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才算是真正的有良知的、有骨气的作家。这是报告文学吗？文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由一批新闻记者加盟报告文学作家队伍本来是件好事，但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新闻化倾向越来越令人担忧。没有人否认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中是含有新闻因素的，但它不是、也原本不该是这一文体的主导精神，更不应当因为新闻因素而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降低到一般的手段，成为一层带有装饰性或是伪装性的表皮。如果是这样，报告文学迟早要从文学家族中被清理出去，而被毫不留情地打入“另册”。
应当面对这样的事实：看上去风风火火、热闹非凡的报告文学，实际上充满了浅露的、功利主义的浮躁情绪，这种虚假的繁荣实则是一种病态的浮肿，这样发展下去，再热闹一两年，报告文学也将收摊了。
在这样的报告文学中，我看到文学在重复一种悲剧，作家也在重复一种悲剧，干嘛非要争先恐后地挤入大喜大悲的行列里去呢？
多数轰动的报告文学可从反面意义上认为它们是出类拔萃的，仅有少数的几篇例外。
苏晓康是这一时期很有特色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差不多每写一篇都会引起强烈的震动。我看钱钢和刘亚洲的报告文学，能从中体味到他们那种才情智慧。还有山东的贾鲁生。他敢到大西北的沙窝里去写《西北大监狱》，敢扮成乞丐随丐帮讨饭，从北到南去写《丐帮漂流记》，他甚至敢冒生命危险去写海峡两岸的秘密交流。他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中最能深入下层的一个，也是最具“平民意识”的一个。
读基希写的报告文学，那玩艺儿跟咱们所自以为是的报告文学不太一样。我也看过《世界名作家传》、《世界名画家传》、《世界名音乐家传》，书中所写的都是19世纪以前的一流艺术家，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亲访这些已作古的人，但这些东西确有盖棺定论的权威性，仅仅是写这些艺术家千姿百态之死，足以让我五体投地。不久前，西德人写的《我、13岁、妓女、吸毒者》在中国上市，这是一部完全根据叙述而整理出来的文字，它是报告文学，价值和意义超过几篇甚至几十篇由社会学家写出来的分析报告。
于是，我想：报告文学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并没有正宗。
不是有人在写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吗？我们过去所提倡的报告文学是反映时代的轻骑兵，是否也该修正一下了呢？
“信息量”能否取代报告文学中的新闻主义倾向？使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之间有一种严格的地界？
批评性的报告文学当然需要，针砭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也需要，但，可不可以也有一点赞美诗之类的东西？倘若那的确是美的，包括报告文学自身的文体之美，文字之美，思辨之美。
报告文学由“小”到“大”，由“局部”而“恢宏”到如今，是否可以大小并存，“局部”与“恢宏”相兼相容？
报告文学是否已经到了急需建立自己的批评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时候了？而不要仅从触及了什么社会问题，抓到了什么重大新闻事件，写了什么人物等方面去评头论足。
报告文学是否也已经到了该认真而严肃地考虑一下自己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评价问题？而不要真得像新闻那样过了今天没有明天。
于是，我有一个预感：将有一种新的文学品种诞生。这个新的文学品种，既不是眼下的报告文学，当然也不会是小说的改头换面，它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也可能是非骡子非马的东西，是个“四不像”。它具体叫什么名字，是留给以后的批评家和评论家去完成的。那时，这种新的文学品种将以独立和坚定的“文体意识”出现，它将增强思辨的情味，建立优美的理性，构筑自己的“美文”范式。现在，这只是一个狂想和预感，人们尽可以去怀疑它。但有一点是事实，我们早先没有小说，后来有了，至于电影、电视则是20世纪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诞生的文艺品种。每一个时代都要求有适应自己的文学品种，有选择和删汰，当人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文学品种时，就会去发明创造，并在发展中去确立自己的地位。
这种新的文学品种也可能是熔历史、哲学、文化、学术、文学为一体的，也可能完全是文学的，但它不应该只是社会问题的笔墨官司，也不是承担新闻本身所不能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或许是必要的，也应该有其独特的意义，但它不是报告文学的目的地，早该跨越这个阶段了。“文以载道”从古至今，一向是中国文人所奉为神圣的法则。倘若有人冒险问一句，中国文学几千年来不能大模大样地走上世界，或者说不能在世界上广为传播，难道不恰恰是因为这四个字吗？何况这其中的“道”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务实理论，而应该成为事关人生、事关民族、事关社会的哲学文化思考。
不要把本来应该是好端端的一种文学式样轻意地断送掉。咱们的报告文学作家是不是可以冷静地坐下来，放弃眼下这种浮浅的功利主义，花费一点气力，扎扎实实地写出一批能够称得上是文学的作品，让文学界的同行们看了服气，让老百姓服气，让外国人看了也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