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繁简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文章的繁简
朱正
一般说来，文章写得简洁比写得烦冗要好。这大约是人们都能接受的一个标准。
太史公总是古往今来有数的文章大家了，你看他，一部《史记》，不过那样的篇幅，把自远古以至当时的史事写得那么清清楚楚，栩栩如生。可是刘知几还要挑剔他，说他有些地方还嫌烦冗了。例如《扁鹊仓公列传》，前面说淳于意（仓公）“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后来写他在回答诏问的时候，上面这几句话又出现在他的答语中。刘知几在《史通》里批评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
欧阳修修《新唐书》，他很自负的一点是“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他用比《旧唐书》要少的字数写了更多的史事。大约可以用这样一个算式来表达：传递的信息量除以传递手段（字数），商数越大越好。
古人如此，今人也是这样看的。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毛泽东也说：“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
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是这样看的。那年爱伦堡来访，同中国记者座谈，他提出写稿要同打电报一样，想到多写一个字就要多出一个字的钱，就短了。为了说明长并不比短好，他举了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例子：任何一位姑娘都能分辨出“我爱你”和“我很爱你”这两者分量上的差异。
避免烦冗，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是有益的；可这又不能绝对化。例如，“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如果哪一位笔削家把它改为“在我的后园，墙外有两株枣树”，那就不但作者不会答应，我辈读者也不会答应的。这不是一份（比方说）拆迁户的财产清单，据以确定补偿金额的；这是一篇散文诗，它渲染出了一个中年人在秋夜里落寞苍凉的情怀。如果把希望读者感受到的情绪也算作一种信息，这两者所传递的信息量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两株枣树分在两句说要比合在一句说好些。
戏改成都武侯祠半副楹联作结：
不求是则繁简皆误，后来命笔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