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说《河殇》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题外说《河殇》
范曾
一天晚上，我信步来到刘再复家，他告诉我，苏晓康刚来过，听他说你也不赞成《河殇》。冤家路狭，在开往江苏的列车上，我与谌容相遇，她所预不妙似的对我说：“今天苏晓康也在车上，你们会遇到。”果然遇到了，在车厢里，超脱的谌容、幽默的吴泰昌、热烈的苏晓康、执著的范曾，还有两位冷静的报人范荣康和缪俊杰，形成了车厢的文化结构，有争论、有歧议、有存疑、有趋同、有容忍、有保留、有谐谑，吞云吐雾，颇不寂寞，忘记了窗外的山和水、云和月。
我首先向苏晓康陈明杨振宁博士和我的观念：《河殇》既出，天下震动，有“河殇效应”、“河殇热”之誉，足见其影响力不可轻视。而以一颗年轻的心灵，能包容中华历史的治乱兴亡，世界各国的成败利钝，心胸不可谓不雄阔，《河殇》启迪了同代人对国家、民族的思考，是有功绩的。然而其观察问题的方位，显然是反传统。反传统所选择之对象，亦即其批判最烈之黄河文明、长城文明、龙的文明，正好是中华民族的几个最具象征性的事物，而但凡象征性的东西，都富于可阐释性、非确定性，因而可以赋予它不同的意义。一如象征性的人物如英国小说中之哈姆雷特，象征性的遗迹如埃及雕刻中之司芬克斯，众说纷纭，如迷如雾，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便有一千个司芬克斯之谜。长城，贾谊以为它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刘再复以为它是“民族的脊梁”，崔森茂要建立“长城画派”，苏晓康问：“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长城沉默着，褒贬都不动容，它巍巍屹立在那里，它还要千秋万代地屹立下去，而且宇航员还会继续在月球上鉴赏它，人类还会千百次地从不同方位去审视它、评价它，因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杨振宁先生以为一个有几千年发展历史、覆盖过几十百亿人心灵的文化遗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区别其精英和渣滓，如若完全否定，是十分可惜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譬如教育中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温故知新、学而思的观念等等，都有很多合理的内核。
苏晓康耐心地听着，他生就了一颗永远痛苦地思索着的哲人的头颅，而且具备着雄辩的、所向披靡的口才。他对我讲，他看到中国文化整体上的失落，而闪动着的传统的光芒，已是残缺不全的碎片；而我则以为中国文化整体上有振兴光复的可能，你所说的碎片也可能在新时代获得新的生命。我对他说：你是要大换血，我却主张增强自身的造血的机能。鲁迅先生当年讲：“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我告诉苏晓康，我原来便是开窗派，你这掀顶派最后所达到的目的也一定是开窗。苏晓康哈哈大笑，这笑声是同意？否定？不屑再谈？“竖子不足与谋”？……总之，不同方位观察问题，并不一定要二百米刺刀见红，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并行不悖，将使学术界、艺术界有更和谐、健康的心理环境。
我们共同预想着今天和未来的社会，在民族精神上恐怕会形成多元的趋势：延安精神、雷锋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河殇精神、新儒家精神、个体户精神……都会在历史舞台上汇成时代的大合唱，不要以为“呕哑嘲哳难为听”，文化的过分单一才是真正的民族危机。我们这一包厢所以和谐，因为有五彩纷陈的文化结构。
这结构散架了，我独自在昆山下了车，走在秋天乡村的小径上，我意想中忽而幻化出明末清初的昆山大学者、具有民主精神的顾炎武亭林先生，他骑着一匹瘦马过来了，样子有些像苏晓康，那样瘦，那样小，又那样富有魅力，我想起了顾亭林的千古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心头一悸、肩头一沉，竟涌上了激动的泪花，目送远去的列车……
1988.11于抱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