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长留人间——记父亲郭沫若与日本学者田中庆太郎的友谊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友情长留人间
——记父亲郭沫若与日本学者田中庆太郎的友谊
郭平英
办公室的桌面上摞着几百册就要分寄到全国各地去的书，护套和扉页上的题头语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这是日本泛极东物产株式会社的取缔役社长田中壮吉先生为纪念他的父亲，以中文形式自费编印的集子。其中收选了30封鲁迅、郁达夫、傅抱石和父亲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或家人的书信、手迹，其中最多的是父亲的。这些书信我想一定会引起中日两国研究现代史的学者们的兴趣的。
田中庆太郎是位很有影响的版本学家。他在日本经营的中国书店“文求堂”曾经享有颇高的声名。父亲作过这样的比照，在日本，凡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无人不知道田中庆太郎；如同在上海，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人无人不知道内山完造那样。的确，这两位日本人，都是毕生以书籍的流通来架设中日之间文化与思想之桥的人，在这项事业中，他们同样为后世留下丰厚的贡献，同样与中国老一辈学者结下深厚的友情。
父亲与文求堂主人的相交该从1928年8月间算起罢。父亲是在这年的2月为逃避国民党的缉捕而化名旅日的。然而日本也并非乐土。父亲到达日本以后半年，行踪就被警方察觉，成为记录在案的危险人物。在这漫漫长夜中，父亲把对祖国的思念，对革命高潮的希冀全部倾注在翻译、创作和研究中去了。他抱着“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这样的信念决心从那些龟片、金石拓片的黑白纹路中理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在收集有关殷墟甲骨的全部书目资料时，父亲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想起了留学的时候曾经去过两次的一家中国古籍书店，这就是文求堂。就这样，父亲认识了田中庆太郎先生，并根据他的提示，很快地得到一封写给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的介绍信。父亲用个把月的时间，饱览了东洋文库所有关于甲骨、金文的资料。
随着父亲对古文字研究的深入，他与田中庆太郎先生的友情也逐渐加深了。从1932年1月起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夕的1937年5月，父亲的书一部接一部地从文求堂发行到日本、中国的各地，包括《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9部学术专著。作者写得快，文求堂也印得快。往往完稿到出版仅一两个月的时间。父亲还在这几部书的序或跋中不只一次地提到田中先生在提供甲骨金石拓片时的慷慨。
田中先生长父亲12岁，1880年出生在京都一家为皇家服务的御用书店里。书店于文久元年（1861年）开业，因而取了与“文久”读音相谐的店名“文求堂”。田中先生19岁毕业于东京外语大学中国语科，毕业后曾经几次来中国深造语言，研究古籍，同时把好的版本买回日本。田中先生对中国版本的精通使他在日本图书界享誉颇高。每遇到一部古籍的鉴定发生疑义时，人们都很自然地要探听一下文求堂如何表态。书店里总有源源不断购入的善本书吸引着爱书的人，加上店主人的直率、幽默，对学术界的毫不介意的批评，书店就更成了学者文人常来聚会的地方了。石田干之助先生作过这样的比喻，如果说清朝末年的北京的琉璃厂是学者们披露新思想的场所的话，那么东京的文求堂就可堪称是日本的文坛名家发表真知灼见的沙龙了。
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中断了父亲与许多日本朋友，包括文求堂主人在内的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底，父亲率中国科学考察团访问日本的时候，才又见到田中庆太郎先生的家人。那时田中先生已过世，文求堂书店也闭店一年了。父亲怀着悠悠深情凭吊了旧友的亡灵。
去年夏天，我在东京得到田中壮吉先生赠送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纪念品——两幅嵌在镜框里的大照片，那是1955年父亲看望岭女士时拍摄的。其中一幅是父亲和岭女士、长婿增井径夫、三子田中壮吉以及两个孙儿的合影（见左上图），那握着的手和亲切的目光传递着几代人之间的友谊。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