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的危机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面子”的危机
本报记者　罗盘
绕过陈旧的黄土围墙，我们进入一间普通的平房。地上十分干净，屋里的摆设简洁整齐。年轻的主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农民郭金荣说：“我们一家7口人，承包了44亩土地。家里的全部东西包括这幢新房子，都是土地上的收入。可是，现在农药化肥涨价，一年的生产开支，实在有些难以承担呢。”
郭金荣的家门口，是一片约两亩地的自留果园。水果压满枝头，熟透的伊犁苹果落了一地，大部分正在腐烂。我问：“你怎么不拿去卖？县城离这里才两公里，那儿的苹果卖4角钱一斤呢！”郭金荣涨红脸，说：“怎么能卖呢？那多丢脸哟！”
为我们当向导的佟江峰告诉我：“郭金荣说的正是锡伯人的心里话。我们锡伯族是很讲面子的，宁可把东西送给你，也绝对不能卖。我们县里有位干部的父亲上街卖了一次菜，被大家笑话了好一阵子。”
贱商观念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人中还很普遍。爱新舍里镇的锡伯族农村党员都在全心全意地种地，大部分人甚至没有外出过。我采访了这个镇的10名村党支部书记，没有一个人表示准备从事农牧之外的工作，更没人敢说要做点小买卖。全县承包租赁乡镇企业的人中，锡伯族人比汉族、维吾尔族人少得多。十几个乡镇所在地，几乎看不到集市贸易。在县城一座破烂的街心花园处，路旁蹲着十几名摆摊修鞋的年轻人，他们中没有一个是锡伯族人。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告诉我：“锡伯族人历来以自给自足为荣，只要活得下去，就不会丢下面子去务工经商。只有最差劲的人、没法子生活下去的人，才走那条路！”
似乎是历史和习俗造就了锡伯族人这种奇特的文化心态。但，历史的惯性如果没有现实的作用力，是不会那么持久不衰的。这个县，很有点“全民务农”的味道。在城镇，每家都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少则两三亩，多则十余亩，种粮、种菜、种瓜果，一家一道黄土围墙，住在黄土围墙里，不必上街买菜。这些土地，是县里特意划分给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干部和职工的，据说是因为县里没钱发奖金，只好分点土地，让拿工资的人自己种地。即使是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等部门的主要负责干部，家门前也都有一小块土地。用县委书记尹国权（汉族）的话说，黄土围墙内是一种“超水平的自给自足”。不能从自家的土地上自给自足的，被视为“懒汉”；自给有余并拿出去卖的，被嘲笑为“心术不正”。县委宣传部的一名锡伯族干部不无骄傲地说：“我去过北京，去过上海，哪儿也不如我们这里好！”
于是，这个在1954年就宣告成立的自治县，虽然离经济发达的伊宁市不过20公里，但县城的设施十分落后，许多人还在吃又咸又涩的渠水，房屋破旧。全县虽有无烟煤、石灰石、铀、铁等矿藏，但开采量却很有限。今年上半年，县里一部分行业如服装、家具和建筑业等，产值比去年同期大大下降，有的竟下降40％……
一些同志对锡伯族的“面子”产生了危机感。
县委副书记、大学毕业的锡伯族人关伊梅说：“我是民族干部，我不认为自己的民族什么都是美好的。如果我们锡伯族还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还一心要什么‘面子’，是要被商品经济遗忘的，是要留下后患的！”这位副书记又说：“我在许多干部会上都讲过这番话，响应的人并不很多。”在并不很多的响应者中，孙扎齐牛录乡的何金生便是一个。何金生以前是拖拉机手，开着拖拉机走南闯北长了不少见识。今年，他贷款办了个养猪场，到年底，至少有十余头肉猪出栏，估计可以偿还一部分贷款，明年就可以赢利。他说：“我们锡伯族人并不笨，只是有时候死要面子。我现在是村里的一个试验户。我想，有一个人带头走出几步，慢慢总会有人跟上的。”据说，爱新舍里镇有位锡伯族农民已买了一辆大客车，在县里的公路上当运输个体户。县委书记尹国权对我说：“这只是商品意识在我们这里的一点点萌动，也许这萌动可以冲破那层祖宗们传下来的面子。你说呢？”
“我相信。”我说。
（附图片）
图为何金生在观察猪的生长情况。
杨功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