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者的楷模——悼念谭政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政治工作者的楷模
——悼念谭政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我们总政治部的老主任、敬爱的谭政同志，久卧病榻，终于不治，和我们永别了。总政的同志，以及曾经在总政工作过的同志，对于我党我军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深为悲痛与怀念。
谭政同志是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参与创建我军政治工作，参加过著名的古田会议。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10月，由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调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56年12月任主任。1960年，谭政同志遭到林彪的迫害，始而被降为副主任，继而被调离军队。1980年平反后，他因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而疾病缠身，不久便丧失了继续工作的能力。如今在总政工作的同志，虽然与他接触不多，但是，谭政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我军政治工作所做的卓越贡献，为总政治部建设所建立的业绩，一直为大家所崇敬。今天，我们对谭政同志最好的悼念，应当是学习他那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坚持真理、刚正不阿；认真负责，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努力把总政机关和全军的政治工作做好。
1927年谭政同志参加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同志到达井冈山。他在红四军前委任秘书时，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学习了调查研究的基本功，注意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此后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这一优良作风。在战争年代，他经常带工作组深入部队，深入前线，进行调查研究，写过许多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总结性文章。1954年他调来总政时，我军正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由单一兵种逐步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谭政同志为了使我军政治工作适应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保证义务兵役制、军衔制等四项制度顺利实施，谭政同志派出工作组到部队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实行“四项制度”在部队中会产生什么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他针对部队情况，亲自编写实行“四项制度”的宣传提纲，布置各部队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四项制度”实行后，他继续派干部下部队调查研究，发现在实行新制度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发生了忽视官兵一致、忽视民主、忽视思想工作等问题。1956年9月，谭政同志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针对当时部队的情况，阐述了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加强我军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论述了人的因素和技术因素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了技术是由人掌握的，任何新的技术只有同人结合，才能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巩固内部团结，发扬民主传统，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以保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956年，全军掀起了军事训练热潮。为了把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中去，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谭政同志要求总政工作人员首先自己参加军训，摸爬滚打，直接感受，变为内行。他曾亲自深入东南沿海部队，在训练场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他指导下，总政机关同志写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论述了在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可以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取得成绩大、创造多、难点较易克服、教学方法能得到改进等好处。1956年11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谭政同志宣读了这一总结，得到彭德怀同志的赞扬。经彭总建议，这一总结在《八一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并印成小册子下发部队，对推动军事训练和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谭政同志学习了这篇讲话后，立即带干部到福建沿海部队进行考察，发现有一些形成敌我矛盾性质的事故，往往是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而成。4月间，他写成了《关于当前部队官兵矛盾和军民矛盾的考察报告》，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结合部队实际情况，提出了正确处理官兵关系的十二项措施和处理军民关系的八条办法，受到中央、军委和部队的好评。
谭政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对于上级的指示，他不照抄照搬，不赶风头，而是结合实际情况研究贯彻的措施。1958年，他到福建沿海视察国防工事施工情况时，发现部队受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片面追求掘进速度，工程质量不好，伤亡事故增多。针对这一情况，他授意解放军报撰写《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和《实事求是》等文章，要求部队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要盲目追求高指标。虽然这件事后来成为他“反对大跃进”的罪名之一，但是，这一正确的思想，对于保证国防工程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1961年，谭政同志遭受林彪打击，被降为副主任分管后勤政治工作后，仍然任劳任怨，到军医大学、兵工厂、招待所和一些后勤连队调查研究。他还到江西九江一家兵工厂蹲点，与干部、工人交谈，掌握第一手材料，并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谭政同志无论何时何地都注重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谭政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一贯坚持原则，坚持真理。1959年庐山会议和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之后，谭政同志不随波逐流。1960年1月，军委在广州召开高干会议，谭政同志在发言时着重汇报部队文化教育的情况和经验，没有违心地去批彭黄的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这种态度遭到林彪的忌恨。这时，林彪已将毛泽东同志给抗大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改了几个字，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捏在一起，名之曰“三八作风”。谭政同志对提倡这三句话、八个字是拥护的，但对林彪这样概括不很赞同。他用商量的口吻提出，叫“三个作风”是不是合适。这件事又惹怒了林彪。
在关于干部理论教育和部队文化教育两个问题上，谭政同志与林彪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谭政同志要求干部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规定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要系统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等课程。他作过许多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并曾亲自组织编写了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但是，林彪却指责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是“一种糊涂观念”，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与学习马列主义割裂开来，在学习方法上提倡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
谭政同志高瞻远瞩，要求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他强调，实现部队现代化，首先要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1959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的指示，规定在10年内使全军干部按本人业务需要，通过在职和离职学习，将文化水平提高到高中以上，一部分达到大专水平。这一规划下达后，全军迅速掀起了进一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热潮，这是1952年文化大进军的继续和发展。实践证明，制定和贯彻这一规划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措施，如果坚持下去，我军干部的素质将大为提高。可是，这次文化教育仅搞了1年多，林彪就大吹冷风，说什么干部的文化能算算四则题和写写信就够用了，指责文化教育占用时间过多，批评总政提出普及中等、高等教育，是把政治工作方向搞偏了，致使10年规划夭折。
谭政同志对于林彪大搞反彭黄、反右倾，提倡个人崇拜，片面强调学毛著“走捷径”等是有保留、有抵制的。而林彪则把谭政看成是他在军内推行那一套“左”的货色，企图篡党篡军的障碍，指责谭政同志同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错误路线“和平共处”，在政治工作方向上发生“严重偏差”。后来谭政同志又被诬陷为“反毛泽东思想”，“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等等。1961年1月，谭政同志被撤销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改任总政副主任。1965年又被调离军队，到地方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谭政同志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长期关押，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但在逆境中，他仍然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坚决斗争。他的铮铮铁骨，深为同志们钦佩和崇敬。
谭政同志是一位具有共产主义优良品德的共产党人。他的政治责任心很强，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起草、修改文件，总是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不仅注意思想性、政策性等大问题，而且连不妥当的字句，甚至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听取汇报时，他手脑并用，经常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容含含糊糊。他不但善于使用干部，而且非常注意培养教育干部。谭政同志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模范。他在总政工作10年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政治机关建设上，他着重抓思想和业务建设，在物质生活方面十分注意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身体力行，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爱戴和尊敬。
谭政同志功勋卓著，德高望重。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加强政治机关的思想组织和业务建设，使军队政治工作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为胜利完成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任务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