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分子在人民司法机关中的罪恶活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贪污分子在人民司法机关中的罪恶活动
李坚
资产阶级对我们国家司法机关的进攻，是无孔不入的。这是由于人民司法机关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为篡夺领导权，维护其违法所得的利益，必然要对它加紧进攻和破坏。其进攻方式也不外“打入”“拉出”，但它的特点却是和旧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爪牙（部分未经改造的旧法官、旧律师等）互相勾结，为非作恶。从贪污分子的坦白和各地的检举材料来看，贪污分子在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中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
司法人员中的贪污分子，不少原是“地头蛇”，在当地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利用人民司法干部的身份和职权，到处招摇撞骗。有的冒充共产党员，甚至冒充“特差”出来“私访”，通过其亲友、旧同学、旧同事，勾结黑律师、讼棍、奸商、流氓等，进行贪赃枉法的活动。在法院内部则用请吃饭、看戏、借钱、分赃等方法，拉拢或收买一些工作人员，受贿卖案子或肆行敲诈勒索。综合他们的犯罪活动，大体上有下面几种：
（一）卖放案犯。如哈尔滨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关东平（贪污犯）曾放走两个盗窃国家财产的奸商，受贿东北币五亿余元及德国照像机一架。广州市人民法院学习审判员李自强受贿港币一千元，将贪污犯刘孔儒放走。
（二）盗窃和出卖审判情报。如华北军区后勤运输部因同生土产行违反了订购汽车轮带的合同，向最高人民法院控告同生土产行，最高人民法院判令担保人万华铁工厂等负连带赔偿责任。万华铁工厂申请再审，并贿买最高人民法院民庭书记员史靖侯刺探审判情报，史犯一次即得赃款一千一百七十万元。
（三）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盗窃国家财产。例如某奸商隐匿公产，北京市人民法院判令如数赔偿，并处以徒刑。这个奸商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顾裕尚经办此案，受贿四千六百余万元，竟判决这个奸商无罪，不赔偿，不处刑，使国家损失二亿五千万元以上。又如某工厂拖欠公款，顾裕尚和该厂约定，以判决少还部分的二分之一给顾作酬，因而他的判决较北京市人民法院所判大为减轻，致国家财产损失四万余斤小米，顾得赃款五百万元。
（四）恐吓欺骗，敲诈勒索。他们常用的手法之一，是对已判或将判胜诉的案件，在未宣判前，故意以败诉恐吓当事人，诈骗贿款。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顾裕尚经办某案，于受贿五百万元后，因当事人不愿再出钱，顾即以“你在解放前有两件贩毒案被通缉过”相威胁，企图勒索更多的钱。他们敲诈勒索的手段异常凶恶，甚至逼得一些人连棺材和大衣都出卖了。他们并常以“钱不是我花，我给你运动运动”，“是老干部要这么多的钱，少了不成”等吓骗当事人，破坏人民司法干部和法院的威信，以达到敲诈的目的。
（五）利用调解的机会，索取贿赂。他们常用的手法是：对上诡称“双方自愿”，蒙蔽领导同志；对当事人则恐吓欺压，强迫人家和解，借以达到索取贿款的目的。如北京市吴伯纲（曾任伪北京市典狱长）和牛汉章为赎房案涉讼，北京市人民法院判令牛给吴面粉六十袋赎回。吴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庭书记员史靖侯受贿三百零五万元，开庭和解，迫令牛汉章出了二百袋面粉。
（六）利用职权，偷盖印章，营私舞弊。如天津市福源池澡堂经理桂永祥和天津市生产教养院为房屋纠纷涉讼，最高人民法院民庭书记员史靖侯受桂贿赂一千一百万元，竟偷盖组长名章，骗盖民庭印章，向天津市人民法院调阅该案卷宗，并擅令天津市人民法院停止执行对该案的判决。
（七）和行贿当事人互相勾结，编排供词，甚至伪造证据，借以颠倒是非，为行贿人安排有利于“胜诉”的条件，从中贪赃受贿。如北京广茂营造厂老板高志广为私人债务涉讼，经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顾裕尚代为策划，教以状子如何写，庭上如何说，企图混淆视听，获得胜诉。顾受贿三百万元。最高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章世良代人伪造遗嘱，受贿一百五十万元。
（八）侵吞、盗卖没收的赃物（黄金、白银、烟土等），克扣囚粮，贪污监所生产款。
至于替当事人出主意，代写或修改状子，从中收受贿赂和礼物的，更是不胜枚举。而且有不少场合是采取“借钱”或“买东西”的方式，来敲诈勒索，实则借钱不还，买东西不给钱。
除审判人员能贪赃卖法外，事实证明司法工作的每一环节都能进行贪污。如广州市人民法院即发现执行员在案件执行时，因贪赃而故意拖延时间或不去执行，使国家资财不能追还。检验员在检验尸体时颠倒是非，将被杀的验为自杀，贪赃受贿，包庇杀人犯。给犯人看病的医生，接受犯人贿赂，叫犯人装作病势沉重，经他批准，或送到医院而逃走，或保释出狱而放走。法警在拘捕案犯时，因贪赃而将犯人放跑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
因此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应该在反贪污运动中实行人人交代，普遍清查，分清敌我，围剿贪赃枉法的分子，彻底清除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污毒，把资产阶级的进攻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