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派遣内奸打入工会的恶毒阴谋——重庆武汉违法资本家把持工会组织的几个事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资产阶级派遣内奸打入工会的恶毒阴谋
——重庆武汉违法资本家把持工会组织的几个事例
重庆市在破获资产阶级向国家进攻的“星四聚餐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发现资产阶级派遣他们的内奸直接打入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内部，篡夺工会领导权的罪恶事实。
这些奸商们知道，除了他们直接向国营企业进攻外，把他们的内奸派进工会内部，篡夺工会领导权，以工会的名义进行违法活动，更可免除“障碍”，更可为所欲为。
重庆私营永兴、大同、协大三家航运公司，为了便于向政府骗取贷款，准备组织“合营”，集体进行盗窃国家财产的勾当。但奸商们是极其狡诈的，他们怕自己的罪恶被工人揭发，便事先策划一番内应工作，首先向工会进攻，把他们的“坐探”安排进去，解除“内部”的顾虑。永兴公司资方李伯森让他的亲信陈寿山以职员的身分打入工会，而且当了工会的小组长。陈寿山混入工会以后，一方面搜集工人的情况，每天向李伯森汇报，作他“决定问题”的参考；一方面收买落后工人，孤立与打击正派的职工。譬如会计童仲华看出他们的诡计，表示不满，陈寿山便以工会的名义收集童仲华的“历史材料”，向公安局“控告”，加以陷害。李伯森进行了这些阴谋活动之后，便利用陈寿山，在职工中散播“集体经营是政府的政策”等论调，为“合营”作好准备。但是他们认为还不可靠，不久又在李伯森的家里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工会内部成立“核心组织”，以陈寿山为“组长”，决定每天中午在某处开会，并拉拢其他职工参加“外围组织”。这个会议还确定了几条“纲领”：拥护“合营”，靠近资方；核心组织绝对保密，不背叛，不出卖；建立外围组织，争取“群众”等。
经过这番安排和布置，工会的领导权完全被资产阶级“派进来”“拉过去”的内奸所篡夺，奸商们的“合营”计划终于如愿以偿了。“合营”（成立了亚西公司）以后，“核心小组”便内定工会委员会的委员名单，还举行了“核心”和“外围”大会，通过内定的委员名单，并选陈寿山为工会的主任委员。他们同意把大同、协大两公司所造的假账转入亚西公司，并且违反劳动法令，以工会名义包庇“合营”时资方私自添雇的七个人。工会还为资方作担保向国家银行先后贷款约二十亿元，给资方投机倒把。当工会成为资方的御用工具后，便开始向工人开刀。去年九月资方决定解雇一批职工，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违反法令；于是和他们的内奸策划后，把准备解雇的二十多个职工，藉口“提高政治觉悟”，集中起来“学习”，并且保证“不裁员、不减薪”；但却在“学习”的名义下，采取更巧妙更恶毒的办法，先后解雇了其中五个职工。亚西公司的奸商完全占领了工会，把工人阶级的组织变成他们进行非法活动的工具。
重庆聚兴诚银行资方也篡夺了工会的领导权。
董庆伯原是重庆聚兴诚银行的总经理，后来由于他们内部的排挤下了台。他不甘心，便指使他的儿子董贞杰（聚兴诚银行大股东）窃取工会领导权来进行个人的阴谋活动。聚兴诚银行过去有一个封建性的“联谊会”的小集团，可以左右该行的一切。解放后，董贞杰知道“联谊会”是不合法的，只有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合法组织；于是在酝酿成立工会时，他便通过原来“联谊会”的分子操纵选举，当了工会的主任委员。他一方面以过“左”的口号、职工的福利要求来骗取群众的信任；一方面则伪装积极，骗取上级工会的信任。当他把上下都蒙骗了以后，就以工会作为工具，在工人中提出打倒这个、拥护那个。这样，当权的资方便让他作“常董”，他即提出让他父亲作“监委”。他的目的达到之后，他便和该行经理杨受百勾结，出卖职工利益。他故意以过高的要求提出职工的福利问题；于是资方便以此为藉口，向人民银行和统战部去叫嚣，使工人的福利问题反而得不到解决。后来，董贞杰又进一步打入重庆市财政金融工会筹备委员会，窃据了常务委员的职权。工会也就被他——资方的代理人所操纵了。
奸商们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中，不甘心把已经篡夺的领导权交出来，不甘心把他们费尽心机盗窃到的成果一旦摧毁，他们还企图挣扎。如重庆市群大百货公司奸商洪泽霖派进工会的内奸张信贤，在运动中盗窃店员工会的检举材料。这些奸商得到情报后，便去假坦白。
这不正是资产阶级直接向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猖狂进攻的铁证吗？不管他们怎样恶毒猖狂，不管他们怎样诡计多端，假如再不坦白悔过、低头认罪，终于要被人民粉碎的。（重庆新华日报）
武汉市营造业的违法商人，三年来不仅大量地盗窃国家资财，而且直接篡夺了营造业工会的领导
权。
一九五零年八月，当武汉市各工厂、企业的职工纷纷建立工会时，刘桂记和潘复兴两家营造厂的小老板、奸商刘少海和潘禹卿也就开始阴谋组织“御用工会”。他们一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冒充别厂的职员来蒙蔽上级工会，另一方面又派遣营造业同业公会秘书孟国宾四出活动，串连了营造业几家大厂的违法商人或资方代理人，如西南营造厂的股东桂兴邦、六合建筑公司资方代理人包仲贤等把这个
“御用工会”成立起来。他们私自推定桂兴邦任主席、孟国宾任副主席。包仲贤、刘少海等做委员。当时因为武汉市建筑业工会（营造业工会的上级工会）为封建把头所把持，因此，这一非法工会也就很快地被批准。一九五一年五月，由于营造业工人群众对这个御用工会极度不满，桂兴邦为了缓和民愤，在他的操纵下举行了一次“改选”，把已经暴露了真面目的刘少海、潘禹卿二人开除会籍，但桂兴邦、包仲贤等依然窃据领导地位。
营造业“御用工会”自成立以后，奸商们一直把它作为盗窃国家资财和统治工人的工具。首先，他们利用御用工会来盗窃国家财产。奸商们在向人民政府领取营业执照时，就利用“工会”来为其作证，虚报资金，欺骗政府。例如永年营造厂的资本只有三千多万元，可是他向政府虚报为二亿元，由
“御用工会”盖章证明，因而被评为甲等营造厂；新美新营造厂除一间房子几张桌椅外，根本没有什么资本，经“工会”证明也被评为乙等，奸商们拿到了甲等或乙等营业执照后，就大量地承包工程，从中肆意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奸商们又通过“御用工会”限制职工参加工会和政治活动。这个“工会”竟然决定：“参加工会必须有资方证明。”
永济营造厂有二十多个职工要求参加工会，资本家何志超不肯证明，他们就无法入会。而不少经理、小老板、逃亡地主却因为有“资方证明”，毫无阻碍地被吸收入会。如魏复兴营造厂老板魏秋屏、建昌营造厂经理赵德国等都做了工会会员。工人们对这种情形深表不满，纷纷指责“营造业工会是资本家的工会”。“工会”委员孟国宾马上威胁工人说：
“那个说这话就是特务。”奸商们又利用这个“工会”非法剥削工人的利益。一九五一年五月，职工们提出要和资方订立劳资集体合同，可是“工会”直拖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才通知资方，到今年一月才订了一个空头合同，所订的条例均未实现，例如合同第十二条规定：“年终奖金为照顾劳方辛劳，按盈亏情况酌情发给。”永年营造厂经理匡政却只将年终奖金发给职员，不发给工人，不仅直接损害了工人利益，并且挑拨了职工之间的关系。“御用工会”对工人们的文化教育、福利设施等更是丝毫没有举办。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展开后，建筑业工会节约检查委员会对营造业工会的真实面目认识不足，还想依靠这个“御用工会”的委员来开展“五反”斗争，以致运动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经过节约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深入发动群众，工人们愤怒地揭发了奸商们的罪行以后，这个御用工会的真实面目才全部暴露。武汉市总工会立即将该营造业工会的大部分委员撤了职，开除了他们的会籍，同时清除了二十多个混入工会的奸商和阶级异己分子。目前市总工会已派了检查组，结合“五反”运动发动工人群众，进一步整顿营造业工会组织，以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