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本报部分驻省记者评述压缩基建投资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本报部分驻省记者评述压缩基建投资
一方面是基本建设规模膨胀，一方面是能源、交通、电信、原材料紧张；一边是重点生产性工程项目进展缓慢，一边是楼堂馆所如雨后春笋。看来，在如何使用基建投资的问题上，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肖荻（驻天津记者）：天津市从现在开始，三年内一律不准新建楼堂馆所。不论哪个单位，也不管有多少理由，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执行。对生产性项目也规定：凡因国内外市场变化，产品由畅变滞的建设项目未开工的要撤销，已开工的要停建，进行调整。凡生产所需原材料不落实、生产工艺不成熟的建设项目，或建设条件不齐备的项目，一律缓建。凡没有充分利用原有厂房或通过调整可以解决厂房的技改项目、土建量过大的基建项目，以及建筑标准过高的项目，必须坚决压缩，降低标准，核减投资。同时，在压缩基建规模的同时，要以坚决的态度，压缩基建队伍的外用工。
显然，这是在当前条件下又一个合理的倾斜：砍、缓、减一批项目，其目的不仅在于进一步压缩基建规模，而是为了集中力量将能源、交通、原材料项目，必要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短线产品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各项建设条件已落实的技术引进和涉外项目，全力以赴地抓上去。因为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潘帝都（驻贵州记者）：与沿海省份比，贵州省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可以说少得可怜。近几年每年都不足5亿元，建国40年来，全省基建投资总额仅200多亿，还抵不上沿海某省去年一年的基建投资总额。
那么，是否因此就可以说贵州的基建投资规模已不存在什么问题了呢？据省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表明，贵州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令人忧虑的地方。具体表现在：新开工的项目过多，楼堂馆所项目也有新上马的趋势。而新开工的项目中，大多数是经有关部门批准的计划总投资在100万元以下的住宅、办公楼、招待所等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生产性建设项目占的比重并不大。由于新开工项目增多，战线拉得太长，资金不足，加之运输紧张，结果造成一些重点生产性工程项目进度缓慢，投资效益很差。据省行政及有关部门反映，今年1至7月，全省基建施工项目共1507个，但建成投产的仅124个，与去年同期相比，施工项目增加8.7％，而投产项目却减少了32.2％。一些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因资金短缺而停工，还不知下一步如何解决。
贵州经济历来处于落后地位，经济发展速度慢。要赶上全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缩小差距，必须加强对生产性建设的投资，以解决面临生产后劲不足问题，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不量力而行，把摊子铺得过大，操之过急，将欲速而不达。
梁兆明（驻广东记者）：当前，广东突出存在交通能源紧张和原材料工业薄弱问题，但有的地方却在拚命争上加工业项目，导致原材料价格直线上升。而一些工厂企业则通过产品加价办法来“抵消”原材料的提价，造成了物价的轮番上涨，使广东全省前几年已经初步理顺的工业内部关系，重新出现了不协调。
事实上，广东对重新出现的这种不协调早有措施，比如去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按“三保三压”的方针来部署，压缩了一般性建设，以确保重点建设。今年初，也注意到基建规模过大可能带来的恶性循环。但是，上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地方，往往从局部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铺摊子上项目的劲头很大，都想在自己这里“大干快上”。这样，总体上必然会造成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进而造成经济失衡。
李杰（驻河南记者）：河南是个大省，但财力小，承受能力差。从经济实力来看，也存在着楼堂馆所建设过热，基建规模过大的问题。河南有些地方习惯于走外延扩大生产规模的路子，加大投资，上项目。而河南基本上还是“吃饭财政”，人头费的开支占去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真正用于建设的资金不多，这就出现了收入和投资的不平衡，投资超出了自己承受能力的问题。通过这次清理，摸清河南的家底，是件好事。可以针对存在的问题，把劲用在内涵扩大再生产上，向内部挖潜求效益。
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年年喊，结果是年年膨胀。原因何在？这里既有体制方面的，也有认识方面的；既需要在投资结构上找原因，也需要在约束机制上找出路。
贾建舟、宋学春　（驻山东记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已经成为山东经济生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从1980年以来，山东省就不断地采取措施进行清理、压缩，谁知越清越压反而越膨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上面手软、抓得不实，下面本位主义作怪等原因。但有关人士认为，还有两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一是财政体制方面的。我国财政实行包干制，完成所包数额后，剩余的归地方，这样谁剩得多，谁的收入就增加。多建几个工厂、多上几个企业，就多得产品税，还能解决就业问题，何乐而不为？二是政治体制方面的。从历史上看，谁不敢大胆建几个工厂、企业、楼堂馆所，谁就显得“右”，谁就显得政绩平平；谁建了几个工厂、企业、楼堂馆所，谁就有政绩，就有资本当官或竞争领导位置，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梁兆明：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外，还有认识上的偏差，也是基建投资压不下来的一个原因。例如，在广东，有的人把改善投资环境片面地理解为上楼堂馆所，造成相互攀比、竞豪华比阔气的心理倾斜，看不到全省楼堂馆所已超出实际需要。仅广州市区就已拥有各类宾馆、酒店、招待所近700家，近4万间客房，上10万个床位，已接近香港1984年的水平。这是造成消费基金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龚达发　（驻湖北记者）：投资结构不合理也是一条重要原因。湖北省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太多，1—8月已达1410个，使投资规模急骤膨胀，同时导致投资规模小型化、分散化。今年新开工的项目中，投资千万元以上的只有6项，百万元以上的只有58个，其余平均规模不足50万元。此其一。其二是新开工项目中重复建设，一般加工工业，尤其是小棉纺厂、小烟厂、小酒厂、小塑料加工厂太多。去年全省在建的小棉纺厂达126家，年底狠压了一批，今年上半年又冒出了68家。1987年底全省已建成棉纺生产能力达230万纱锭，由于原料不足，约有15万纱锭能力闲置，相当于2.25亿元投资不能发挥效益，有人预计今年底纺纱能力要增加到300万纱锭。省计委的同志不无忧虑地说，这将意味着许多厂建成之日就是停产之时，或者是从老厂口中“抢食”吃，大家一起过半饥半饱的日子。这将是生产力的极大浪费。可是至今仍然找不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光靠行政手段砍、压，很难奏效，也不能持久。有人无可奈何地说：“小棉纺就像一根弹簧，压力大时可能暂时缩一下，一松手马上会跳得更高。”根本原因是办厂对地方财政有好处。
李杰：“压缩过热的基建规模，要通过改革，建立约束机制来解决。”一位多年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记者这样说。1978年以来，这次是第5次压缩基建。结果是年年讲压缩，年年压不下去，年年压年年膨胀。他认为，原因在管理体制上：一、党委、政府什么事都想管、都想包下来，因此扩大投资的欲望很强。我们的一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鼓励了过热的投资。哪个地方上的项目多、发展快，政绩就突出，也受到上级机关的赞赏。这样就鼓励了地方上不切实际的争投资，争发展，以显示政绩。二、投资的多少和投资效益的好坏，与各级政府无直接利害关系，只有扩大投资的需要而无约束的机制。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矛盾心理：一些领导人嘴上大讲、特讲要压缩，而脑子里想的却是看看别人压不压，最好压别人不压自己，行动上是再等一等看。
压缩基建投资，各地均有措施。但这些措施能否奏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落实得如何。实行责任制，加强多方面监督，严格基建审批制度和程序都是可以借鉴的办法。
贾建舟、宋学春：山东省政府把这次压缩投资规模当作硬仗来打，坚决顶住说情风，无论哪种性质的项目，都要按省制定的统一表格登记造册，并限期报送省清理在建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地市每10天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一次工作情况。从现在起到年底，各级一律不再批准新项目。已批准尚未开工的项目，除国务院批准开工的大中型项目和国家计委批准开工的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外，其他项目不论大小，今年一律不再开工。
肖荻：天津对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是比较严的。
首先是保重点，压一般。在逐年递减的基础上，今年天津安排地方固定资产投资35亿元，比去年的38亿元压缩了10％。其中生产性项目占75％左右，绝大部分是能源、交通、邮电和工业改造项目，非生产项目比重大大降低，对楼堂馆所，市建委奉行“四不”政策，即：计划不排、规划不列、设计不搞、施工不开。绝不乱开口子。
对列入计划的生产性及人民生活急需项目，严格按照原定设计施工，不准提高标准、增加内容。有的采取二、三步到位。另一方面则提高竣工率，争取最大的投资效益。
对棘手的“首长工程”。天津实行一条在基建程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即，无论是谁建议上哪项工程，在前期准备工作中一律按照程序办事。首长提出的项目，也同样要对每一细节反复权衡，提出几种设计方案，陈述利弊，盘算收支，务使在资金、效益、工艺各方面作到决策科学化。今年7、8月间市里曾提出为纪念明年40年大庆上它几个大项目，如天津解放40周年纪念馆。后来设计部门提出资金困难，便断然取消了这些项目。
执行以上三条，构成天津城市建设一大特点是：凡是列为重点项目的，大多能如期或提前完成；而偷着开工、变相开工的基本上可以得到控制。
罗茂城（驻四川记者）：四川省为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明确规定：凡对能源、交通、农业、教育、基础原材料5个方面的投资项目，可以从宽审批，即使突破一点指标省里也给；而对非生产性的项目，特别是兴建楼堂馆所等项目，每年缩小比例，各地不许突破，谁突破追究谁的责任。与此同时，加强各种监督，发现问题，敢于批评。谁突破就追究谁的责任，这一条好，但必须严格执行。光批评还不够，要追究经济责任。
梁兆明：广东压缩基建投资采取了5项措施，一是由政府大规模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集资办交通、能源、通讯事业和发展原材料基础工业。二是银行贷款重点放在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上，利率予以优惠。对一些不应提倡发展的行业，则实行提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三是引导华侨、港澳同胞和台胞，把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上。另外，积极争取国际长期低息贷款。四是调整外汇使用政策，使其既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又能限制高档消费品的进口，鼓励各地把有限的外汇集中用在基础设施上。五是发行股票，吸收集体企业、个体户等入股；同时在发展交通和其他建设需要征地时，允许实行土地折价入股，代替现款补偿，以减少资金的投放。
真正做到这5条，就能既保住重点，又大大压缩了一般，走上良性循环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