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的精神分析——刘恒小说创作散论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变革时代的精神分析
——刘恒小说创作散论
吴秉杰
作为一个新起的青年作家，刘恒实际上从1977年起便开始了小说创作，然而，时隔将近十年，他的作品才开始引人注目，其中缘由不能不使我生出探究的兴趣。在经历了1985年、1986年的“文化寻根”，以及随后的“性意识”、精神分析、生命意识种种远溯近譬的热浪之后，刘恒的创作却一头扎进了当前历史进程缭乱的色彩、激荡的人心之中，并亮出了自己独特的风姿。
刘恒也许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小说创作的总体追求，他甚至对于前几年的文化寻根颇有微词，他只是扎根于转型期的社会与人生，攫取困扰着现代人的种种精神矛盾；然而，他的创作却击中了某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触发了某种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需要，甚至于切中了某种时尚和兴趣。这可能是无意的。因为刘恒只是写自己的小说，力求排除种种时髦的干扰与俗议，写出自己笔下特殊时空环境中的社会情态与心态。
在刘恒近两年发表的十余部短、中篇作品中，《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最鲜明地体现出了他所受的文化寻根思潮的影响。没有这样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社会反思，他不能找到这样一个反映生活的独特的角度。或者说，这两篇作品中裹带的人性内容与它最耐人寻味之处，正需要把颠簸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心理结合起来加以体味。“民以食为天”这一格言反映出了农业社会人的处境、追求与生存的限度。在《狗日的粮食》中杨天宽与瘿袋（曹杏花）因二百斤谷子而结合，又因丢失了购粮本而永世隔绝。“食”与“色”在作品中作了第一次自然的转换。因为人类要首先求得生存，继而才能生出种种欲望，于是，这种为生存的努力又进一步通向了历史。在这种努力中产生了的善良与自私，能干、勤勉、刻苦的牺牲精神与凶悍、泼辣的性格，产生了瘿袋一生不幸的命运。“狗日的粮食”一语充满着痛苦与爱恋，它概括了一种文化的全部局限。然后，我们便将把目光投向造成了这种局限的历史。当人的生存目标仅仅限定于食、色的本能要求时，他便降低至动物的生存状态，人还没有真正站立起来；但是，在《狗日的粮食》中又有了人的爱与责任，人的感情与追求，这是作品的另一个转折，这一转折才形成了作品悲剧的意义。它激起我们无限的同情和怅思。刘恒的创作中有着发挥人的生物本能与文化原型的一面，但这一面却还并不是它真正和最终感人的一面。《伏羲伏羲》和《狗日的粮食》一样交织着欲与爱、情感与冲动，甚至于有着更多的关于性的欲念、刺激和官能感受的描写。我认为这种描写已经过多了些，它至少使我们审美的神经有些麻痹，而官能的刺激则有些厌倦。与以往“寻根文学”有所区别，刘恒创作中的文化反思增加了时代感与现实性。这并不是就思想意识而言，而是就作品所表达的生活内容而言。离开了具体切实的历史，我们很难理解它所提供给我们的艺术形象，也不可能为此感动。现代性的生活内容使它与一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读者达成了一种默契，又获得了新的情感的共鸣。
把刘恒近两年发表的作品贯串浏览一遍，不难发现作者创作的兴趣几乎全是在悲剧。这是否也包含着作者对人的命运的看法呢？这样的答案毕竟太笼统。在另一方面，它的悲剧也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表现为一种悲剧时代的人生折射，因为即使是面对当前变革时代缭乱的人生图像——物质欲望膨胀和进取的人生，它仍然致力于发掘其中悲剧的因素，悲剧的心理，悲剧的事件。《萝卜套》、《陡坡》、《杀》三个短篇集中反映了作者这方面的追求。在这些作品中已经进一步表现出了刘恒创作中精神分析的特色与才能。
人格的塑造是刘恒创作的核心，而精神分析则是其执著的艺术手段。人格作为个体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晶，与那种生命的本能及要求、原始的感觉与冲动不同，后者作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审美属性，而人格则必然带上某种文化的印记，因此对于它的开掘及审美把握便成为通向时代生活的重要途径。同样，精神分析一旦展开，进入具体个体的特殊生命现象，它便也越出了早期精神分析学说关于人的一般抽象，引入了种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这两点都使刘恒的创作带有强烈的社会性。《白涡》是他有较大影响的一部中篇，主人公周兆路“随和而谦虚”，他按照社会的需要，塑造自己的形象。“他不希望别人误解他。或者说，他正是需要某种误解，以便使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掩盖起来，甚至深藏到连自己也捉摸不清的地步。”但是，当他遇到了一次婚外的恋情，这一切便遇到了尖锐的危机：得与失、处境与欲望、道德与人性、社会“形象”与真实的“自我”处处冲突，十足暴露了这一人格的虚伪与脆弱。
刘恒抽丝剥茧，层层剖露一个隐蔽的灵魂，同时也就昭示了社会与主体人格交互作用、交互塑造的过程，发人深思。周兆路是一个适应社会的例证，相反的例子则是《虚证》中的郭普云。他渴望完善自我，摆脱心灵的压力，却终究摆脱不了人生失败感，以至于自杀了结此生。小说对于这一特殊形象的精神分析带有推理的成份，这中间虽然有“性”，却更多的是复杂的心理的原因；虽然直接导源于个体的性格，但这种性格归根到底又是社会生活分化、投影的一部分。故而这一不幸生命的秘密，才激起人无限的感慨；作者的叙述、分析与议论也溶入了一腔同情。刘恒始终以极大的爱心注视着人生，也注视着变革时代崭新的社会格局，《黑的雪》是把个体户作为表现对象的长篇创作，在这部明确标示着“探索性的精神分析长篇小说”中，刘恒探讨的实际上还是人的新的处境与精神的苦闷。它既要努力恢复人性的尊严，又要建立新的精神价值。由于挽回失落的人生，确立强健的“自我”，避免悲剧，需要个人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刘恒的这一系列作品才在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特定方向上唤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要从题材内容或题材划分上确定刘恒的创作意向与特征几乎是徒劳的。刘恒既表现农村生活，又反映城市生活；既追溯历史，又着眼现实。实际上是吸收了近几年文学探索多方面的艺术成果，只是它毫无例外地把这一切都溶入了对于当代人精神世界剔微抉隐的追踪之中，对于社会人的生态与心态的描绘之中。受文体实验的影响，刘恒的作品在语言色调上也颇下功夫，力求变化。《四条汉子》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一部作品，在这一中篇中，刘恒吸取了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时空跳接圆融，多景别、多视点衔接组合，描写四条汉子承包的“事业”。但由于作者讽刺、夸张的笔调，幽默、调侃的语言，使得这儿的形形式式总透着些不正经，不自然，不伦不类。它有效地表达了作者的审美态度，改变了读者的视点，同时也为作品注入了新的意义。另外，如《狗日的粮食》等篇节奏缓慢而沉重，由于吸收了农村方言俚语，更生动地传递出了作品的情调与人物的情感。不过，刘恒的语言追求并非一律成功，中篇《力气》便由于在语言上用力过大，反而显得生涩难读，阻碍了情感的正常传达。《力气》在艺术内容上新意本不多，大体上没有越出把一个人“传奇”的历史和我们社会变动的历史合而为一的框架，最后虽然意图突出奇兵，落到所谓“人种改良”上，却不免简单空洞。这说明，在文学创作中倘不能有机地揉入作品整体的艺术运思，而单纯地在语言上矻矻以求，仍不能化贫乏为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