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低谷——北京市平谷县国营企业改革纪实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走出低谷
——北京市平谷县国营企业改革纪实
本报记者　颜世贵
陈希同在介绍北京市的企业改革时，不止一次提到郊县平谷的经验。这位市长说，平谷县最早提出了破除干部的铁交椅，职工的铁工资和铁饭碗，破得好！
据统计，今年1—9月，县办工业产值和利润增长幅度第一次超过了乡镇企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03％。
深秋时季，记者慕名访问了平谷县。滑坡中的思考
“我们也是逼上梁山。”48岁的县长刘福海开门见山，“从1980年到1987年，县办工业接连滑坡，利润所占全县工业利润的比重由1980年的15％，下降到1987年的7.4％；税金所占比重也由1980年的45.9％，下降到1987年的26.7％。这给全县的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造成了压力。”
这位县长说，他们为此想过不少办法，做过许多努力，来打破困局，但都未能奏效。原因是，未从企业的经营机制上去动“手术”。
县供销社和副食品系统的改革，使他们从中拨开了迷雾，得到了启示，下定了决心。这个系统对其50多个门店，实行招标租赁。条条框框不再束缚他们。干部制度上的铁交椅搬掉了，分配制度上的铁工资和用工制度上的铁饭碗也砸碎了。短短几个月，绝大多数的门店就扭亏为盈，显示出从未有的活力。
由此，他们认识到不解决“三块铁”的经营机制，企业无望。
1987年12月，这个位于京东的平谷县，在其三面环山的大地上，掀起了改革的浪潮。全县133个县办企业，统统面向社会，实行公开招聘。将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和法律机制一并引入企业。于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出现了：有外省市科技人员中标租赁了本县国营企业，有农民中标当上了国营企业的厂长，有国家机关行政干部中标租赁了企业，有普通工人中标登上了厂长的宝座；20％的原厂长投标未中，被视为自行免职，当地口头语叫“就地卧倒”，组织上不予安排。
与此同时，进行优化劳动组合，废除8级工资制，企业完全置身于竞争的风浪之中。
做一名竞争上台的厂长，硬气
当县里提出对一些企业试行租赁承包的时候，磁性材料厂厂长齐立志就跃跃欲试了。他主动找到县工业局，要求把他们的厂也列入试点单位。他说：“当一名竞争上台的干部，硬气！”
这位35岁的厂长，1969年参加工作，除中间到北工大读了几年书，一直在企业搞管理，深感旧体制下的自主权少。1984年调到磁性材料厂任职，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管理混乱，产品合格率不到50％，工资发不出。但他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觉得企业命运与厂长个人联系不上。上级任命的，搞得好就干，搞不好就走，这里不香别处香。多少年不就是这样过来了嘛。
不过，他还是想把厂子搞好的。可是，班子不协调。你厂长上级派来的，我副厂长也是上级派来的，拿谁都没法。所以，当听说企业要租赁承包，他动了心，向别人借了3000元作为风险金，出来投标。
“我想，这样便于开展工作。”齐立志对记者说，“自己有了法律责任，别人理解。有了自主权，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竞争特别激烈，想不到有3个人出来陈述各自的“施政纲领”。答辩，考核，民意测验，最后还是他胜了。重新挑选了两个人作为他的助手，班子不再磨擦。积极性都很高，晚上也干。要在过去，下班就走了。生产形势不错。今年计划实现利润20万元，1—9月已完成25万元。人均收入在全县列前3名。
“当然，这次给我的教育也是深刻的。”齐立志说，“我民主意识不如竞争对手，工作较为主观，对产品销售上采取大包的做法不尽合理。这都是我要认真总结的。”
耸立在山脚下的水泥二厂，也是自己跳出来要求招标承包的。这是个新企业。1987年10月试产前，县主管部门下了任命书，原建厂工程指挥部的成员转为投产后的厂领导。厂长陈宗武，1978年的清华毕业生，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搞土建的怎么领导水泥生产？他有底，多数成员不懂技术。而且，有的有劲使不上，有的由于种种原因不使劲。
陈厂长不能改变眼前的事实，就有心物色了几个人选。一个叫张宏奇，河南渑池县水泥厂厂长，34岁，洛阳建材学校毕业，熟悉技术管理。他妻子在京工作。他本人因车祸养伤在家，曾托人牵线进水泥二厂，要是能调来是一个好帮手。但组织部门有顾虑，万一调不成不好办。后来调成了，打报告让其担任副厂长，也迟迟不见下文。第二个叫王云芳，农民合同工，45岁，老高中生，原先在一个乡的建筑队担任书记，事业心强，又有能力，想让他当厂党委副书记，管管思想政治工作。组织部门通不过，认为没有先例。
“若是承包，这些事就简单了。”陈宗武不甘心，要求招标承包。县里接受了。公开竞争中，他成了中标厂长。
过去，主管部门与企业是上下级隶属关系，现在，不能说上下级关系不存在了，但更多的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厂长在招标承包合同范围内行事，不再受干预。
第一步，陈厂长对厂部班子进行优化组阁，不适合的离去了，原来想起用的上来了。接着，对中层干部实行见习制度。而后，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人际关系复杂是这个厂的特点。绝大部分职工，是靠亲友和县局有关领导介绍招收进来的合同工。他们以为当了合同工就是捧上了铁饭碗，以致机关后勤人浮于事，生产第一线缺员，不得不从农村雇用大批的临时工。现在，自然不能容忍了。实行定岗、定量、定员。因岗设人，建立编外制度。后勤工种按岗定酬，招标承包。
目前，厂级领导干部已由过去的8人减到5人。中层干部由原来的36人压缩到28人。行政人员由60人减少到41人。从后勤下来的45人，充实到了生产第一线。还辞退了20名农民合同工和60名临时工。几个严重违反厂规的职工也被开除了，这当中包括县局领导的亲戚。
陈厂长对记者说：“承包前我也是厂长，完不成任务，顶多将原因一说过去了。可现在不一样，由我牵头，层层承包。从厂长到副职，到工人，都有压力。大伙都签了字的。县局领导也体谅得到，我工作起来就很顺手。尽管我们有些项目还在建设中，到9月已盈利75.8万元。要是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让我干与我要干
塑料厂厂长李建国精神状态的变化，或许耐人寻味。年前，县里给他下达了年创利润17万元的经济指标。他三番五次找到主管部门，讲困难，不愿接受。他1983年就担任厂长的职务了，但工作平平。
今年初，实行租赁，通过竞争，他又当上了厂长。情况不同了。在厂内贴榜招贤，选拔各级承包人，分解全厂指标。造成一个人人都有风险的机制。过去职工盼停电好休息，现在怕停电误生产。2月15日，厂里的机器坏了，急需配件。当时正下大雪，路滑汽车难行，采购员就乘火车赶赴天津，背回了几十公斤重的零件，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
始终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李建国，克服着不利的因素。在原材料比去年同期涨价31％的1—6月份，仍实现利润12.9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71.7％，比去年同期增长46.7％；全员劳动生产率比去年同期提高84％。
李厂长的体会是：如果我厂不实行租赁，不进行内部机制改革，劳动生产率仍保持在去年的水平上，面对原材料涨价，我们无疑是一个亏损企业。改革增活力，改革出效益，这在我们厂就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