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辈何颜见顾老——一位出版社编辑的心里话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我辈何颜见顾老
——一位出版社编辑的心里话
袁庭栋
1980年，我为编辑徐中舒老师的《论巴蜀文化》一书，常到徐师家去，看到徐师正在写一篇关于汉代经学的文章。徐师告诉我：国内学术界由尹达等发起，征求高质量的论文，编一本《顾颉刚先生90诞辰学术论文集》，计划1983年出版，用以发扬和纪念顾老终身勤奋的治学精神、博大精深的研究成果和他培养人才的卓越成就。他写这篇文章就是为纪念文集写的，因为顾老对经学史的研究是大功臣。我听到此事时，眼前顿时浮现出几十年前学术界为纪念蔡元培、张菊生、马相伯等先生所出的学术论文集，质量高、影响大，至今仍为学术界所称道。当然，我眼中也浮现出一部即将问世的典雅精致的新的纪念文集的影子，盼望着能早日捧读。我当时做梦也未能想到，这样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最后会由我编辑，并极可能夭折在我手中。
1985年，从北京得到一个信息：《顾颉刚先生90诞辰学术论文集》尚未编好，顾老即不幸仙逝，故改名为《纪念顾颉刚先生学术论文集》。论文集早已编好（在编辑过程中，由于尹达去世，故由首都学术界知名人士张政烺、邓广铭、杨向奎等组成编委会共同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则由社科院历史所王煦华同志抓），原定由某家大出版社出版。在付排之前，该出版社考虑到此书可能有较大的亏损，决定不出，将全稿退回编委会。知道这个消息，我心中难受极了，便向我所在的巴蜀书社领导建议：此书不出，不仅对不起顾老、对不起学术界，而且是我国学术研究的悲哀、出版界的失职，甚至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不幸。我们巴蜀书社虽是新建小社，但从大局出发，应当把此书的出版重任担起来。我社领导经过研究，作出决定：准备亏损，主动争取出版。
当我打开两大包寄到我社的书稿时，心情是异常激动的。这本由于省吾、徐中舒、吴世昌、闻宥、张政烺、杨向奎、韩儒林、谭其骧、赵景深、邓广铭、马非百、胡道静、饶宗颐、方国瑜、张舜徽、钟敬文、侯仁之、史念海、王籧常、谢国桢、陈述、杨宽、傅筑夫，余英时、胡厚宣、李学勤、庞朴、程应璆、汤志钧、杨廷福、史树青、程桥驿、徐复、傅振伦、沈文倬、王钟翰、何兹全、金德建、黄永年、裘锡圭等海内70余位学者的高质量未发表论文所编成的论文集，无可争辩地代表了我国学术研究的很高水平，我一定要争取其早日问世。我和几位年轻同志分工协作，对全书作了一定的编辑加工之后，于1986年发稿。可是由于此书字数多（130万字），其中又有不少冷僻字、古文字、外文、国际音标和插图，排校难度大，周期长，特别是此书印数不大，所以我社在愿付补贴的前提下，为找到一家愿意承印的印刷厂，竟花了大半年的功夫，最后才由四川内江印刷厂接了下来。今年3月，全书排完。当北京的几位学术界前辈见到校样时，认为排版质量不错，都为这本已蹉跎8年的纪念文集即将问世而高兴。这8年中，不仅顾老辞世、主编作古，作者中，如吴世昌、韩儒林、方国瑜、赵景深、杨廷福、谢国桢、于省吾等亦已先后去世，无法得见此书。我们还收到好几位老先生的来信，催问此书的进展，他们坦率地说：“自己是风烛残年，希望纪念死者的文章不要又成为遗著。”作为学术界的晚辈、此书的责编，我心中更是充满了紧张感，害怕哪一天又得到一份讣告。
谁知，虽有几分思想准备，可仍感到难以承受的一个数字如利箭一般从我后背刺入。我社收到了新华书店的通知：此书经全国征订，订数为260部（此书为16开本，精装上下二册）。出版科的同志问我：“怎么办？”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已在出版社工作20年，我很清楚近年来出版界的严峻形势，也了解当前“严肃的书籍需要严肃的读者，严肃的读者无钱购书”的现实。可是我又想，我国有几千所高等学校、几千个公共图书馆，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哪位企业家的赞助，可一个大学、一个图书馆买一部，也应有几千部的销售量呀！我知道，发行渠道不畅，图书馆经费不足，这两个“不”，造成了这种令人难堪的结局。
此书目前无法付印，哪怕我们准备承担一笔巨额的亏损。怎么办！我忧心如焚，寝食不安，责任有加，回天乏术。此时，我深感对不起顾老，对不起尹达等已故的前辈，对不起企足盼书的几十位作者。我只能先提起笔来，草成此文，望见诸报端，以求得宽宥。
短文草毕，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