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北地区情况看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西北地区情况看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赵守一
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政治情况根本变化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领导党。但是，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消灭了，阶级斗争停止了或者缓和了，而是相反地，阶级斗争更加剧烈，更加复杂化了。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相当的地位，起一定的作用。三年以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不少发展，得到了空前的利益，他们在发展工业生产和城乡物资交流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自己经济力量比较壮大，政治上有了一定地位之后，就想无限制地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地削弱国营经济的力量，反对国营经济的领导，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由于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胜利，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权已经确定，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没有领导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条件，在人民中也没有多大威信，因而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明目张胆地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而是采用隐蔽的卑劣的手段，企图从国营经济内部，从党、政、军、民、学的机关内部，夺取领导权，以达到偷天换日，抽梁换柱的目的。
当毛主席号召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之后，资产阶级的狰狞面目就暴露出来了，激起了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义愤，要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压下去。和全国各地一样，西北地区资产阶级的谋士们，也慌手慌脚地赶忙编出许多谎言谬论，坚决反对有所谓“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用以对付工人阶级的反攻，并为资产阶级的继续进攻放烟幕弹。但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铁证如山，那能容许“背着牛头不认赃”！
整个阶级的大规模的进攻
就西北地区反贪污、反盗窃斗争中所暴露的大量材料看，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大规模的阶级进攻，并不是那些资产阶级的谋士们所编造的“个别地区现象”，“少数奸商作了坏事”。资产阶级进攻的战线，十分广阔。从内地到边疆，从工农业先进地区，一直到落后的半农半牧区，到少数兄弟民族生息的草原牧场。从城市到农村，从财经企业要害部门，一直到党、政、军、民、学的机关内部，好似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资产阶级的进攻行为，最大量最普遍的就是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而实际参加或部分参加了这种进攻行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绝大多数。据西安市初步的检查统计，包括偷税漏税的在内，就有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九户，占了全体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进攻的“战果”相当可观，仅西安市截止三月四日的材料，国家的损失就是二千五百一十四亿多元。此外，违法资本家干的那些倒贩黄金白银、造假药、造料面、贩卖烟毒以及暗害中国人民志愿军等伤天害理、谋财害命、叛国助敌的勾当，就更难得计算了。
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资产阶级当中，守法的资本家是有的；但是，半守法的或严重不守法的资本家，却是不少。你看，他们进攻的规模，竟是那样广阔，那样无孔不入，而参加进攻的分子又是那么众多，多到百分之八十以上，那么，这就不能说是“个别地区的现象”，不能说是“少数奸商做了坏事”，而是一种阶级的倾向。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追求利润和追求更多的利润，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豺狼的贪欲性”。“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如确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在任何地方使用的；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将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积极地大胆了；利润达百分之百，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将被它踢开了；利润达到百分之三百，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资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资本论第一卷，读书生活出版社版，六五○页注解中的引语）。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就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假公济私、投机取巧的本性。资产阶级在西北和在全国地区，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正是资产阶级这种阶级本性的自发泛滥。
向国营经济的恶毒进攻
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中，最恶毒的一着就是向国营经济企业的进攻，就是从国营经济内部削弱和控制国营经济，夺取领导权。根据最近西北各地已经公开揭露的材料看，大体上有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资本家带着他的工厂商店和全部人马，披着为人民服务的外衣，直接冲进国营经济企业内部，把国营经济企业变成资本家发财牟利的工具。像兰州市的奸商马荣彬，本来是永兴源号的经理，放下他的经理不当，却趁着国家成立制皮工厂的机会，率领了他的副经理和全体店员学徒，搬到皮革厂来，自己当了一名领工，实操工厂大权，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财产达二十二亿。又如兰州奸商刘子俊（益成干号经理），趁西北军人供应处成立土产部的机会，便把自己的商号转让给公家，把全号人员几乎全班带来，并以“功臣”资格，窃据土产部副经理。
第二，资本家本人钻进国营经济企业，篡夺领导权。一种是解放后钻进来的。如新疆军区军工部副部长刘明环，原系工厂经理，当人民解放军向新疆进军时，就有计划地钻进来，表现吃苦耐劳，骗取领导信任，后即窃据军工部长（后降为副部长）。在他经手的纺织厂建筑中，即勾结上海私商，大肆盗窃国家资财。另一种是临解放时，资产阶级有计划地埋伏下的。他们都有各自的系统，如财务部门的头子，可以控制下面许多会计；材料部门的头子，可以控制下面许多材料人员。他们之间亦有联系。还有一种，是现在仍一身二任，白天穿着制服上机关“办公”，晚上穿着西装在他自己的账房里算账。像西安铁路分局工务科副科长陈兴华，本人就是西安大森、大成两个木厂的董事长。当潼关段修宿舍时，即以工务科副科长的资格通知路局材料厂买料，同时又以董事长的资格通知大森、大成备料，他就这样自卖、自买、自己验收地盗窃了国家财产六亿三千多万。
第三，打开缺口，安上坐探，实行内外夹攻。有一种坐探是原来的只要接一下关系就行。如铁路分局工务科长杨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和大包商勾结一起，盗窃铁路资财。解放后仍与大包商勾结一起，盗窃国家财产，使国家损失达四十亿元之巨。杨犯个人分得面粉一千袋，人民币一千八百五十万元。再如兰州破获的奸商盗窃国家资财五十二亿六千万元的巨案，就是与原来藏在人民银行甘肃分行的内奸厉不害勾结进行的。另一种是新安置的；如畜产公司陕南收购处建立时，即被奸商汪德明、张星初、李进贤、唐疯子、胡营学、哈少弟等包围，不仅买通了收购处的四个人，而且还直接派了两个坐探进去，一个当了储运会计，掌握了库存物资，一个当了出纳，掌握现金。这个收购处，实际上成了奸商的分号。
第四，用一切卑鄙恶毒的办法，把国家经济企业的工作人员拉过去，变成资本家的坐探、代理人。被拉得最多的是留用的工作人员。据西北财经系统驻西安各单位的统计，在被拉过去的分子中，这种人占百分之五十一强，这是我们队伍中最薄弱的环节，因为这一部分工作人员沾染旧社会的污毒较深，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改造，抵抗力弱，容易下水。其次是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缺少经验，容易上钩。再是所谓“老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背叛了人民，给资本家当了走狗。这一部分内奸，数目虽不多，危害却很大。像西北贸易部商业行政管理处处长代行伍，自作了奸商张光甫、杜子亮、张希达等的代理人后，仅给杜子亮一人即开了八十多张出口证，只碎铜一项的出口量，即占西北各国营贸易机构出口总量的三倍半还多，几乎全被垄断。
资产阶级夺取国家经济企业，尽管形式不同、方法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兰州和丰贸易运输商行经理蒋生华，为垄断西北食盐市场，先后勾结兰州、西安、武威、酒泉、哈密、汉中以及四川成都等地的食盐业资本家，在和丰商行开会，商议如何拉工作人员下水及垄断食盐市场的计划。据初步材料，仅蒋生华一人，就把甘肃省盐务局等机关五十多个工作人员，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光贿赂就花去白洋五千多枚、人民币三千余万元。蒋于完成上述部署后，即公开提出取消国营盐业公司门市部了。
大家知道：国营经济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是我们国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基础。这是共同纲领规定了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举手赞成了的。那么，资产阶级却背信弃义地企图把我们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一个一个地夺取、控制或削弱，把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国家经济企业，千方百计地变为少数资本家肥私的工具，这还能说不是进攻吗？进攻国营经济，实际上就是篡夺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权，就是要把中国拖到资本主义的死路上去，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进攻
值得注意的，倒是资产阶级的进攻，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明目张胆了。以前，他们就公开地提倡什么“国营经济领导城市，私营经济领导乡村”，“国营经济供给公家，私营经济供给私人”；有些资本家，认为工人不配同资方坐在一个桌子上开劳资会议，有的竟虐待店员学徒。即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展以后，许多违法资本家也没有停止进攻，而且大发谬论以对付工人阶级的反击，并千方百计地消灭赃证，赶造假账，订立什么“双边协定”、“攻守同盟”、“死守同盟”，用许多威胁利诱的方法，企图瓦解工人、店员、学徒的战斗部队。像这些极为普遍的事例，就用不着多说了。我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迪化市工商界五千余人，名为举行工商界本身的“五反”游行，实际上是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示威”。当游行队伍通过省贸易公司门面，他们曾停下来高呼“反对贪污”，当省负责同志乘汽车通过街道时，他们即向其高呼“反对贪污”等口号。很明显，这是一个政治阴谋。举行这样一个猖狂的政治示威，又怎能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和指挥呢！比这更严重更猖狂的另一次政治示威，发生在西安；西安印刷业十一户，在承印人民银行西北区行表册时，由中兴印刷厂李海亭等集体行贿，结果在二十四亿印刷费中竟被盗窃八亿，经区行查出证实后，天真的区行同志就将李海亭交由市工商联处理。而工商联的若干领导人如潘源泉等，却站在违法工商业者的立场上，把反对奸商李海亭集体行贿的会，一变而为向区行进攻的会。有些资本家竟狂妄地说：“这次会是共产党最大的一次失败！”并得意忘形地在会场高喊：“打倒西北区行！”此后，西安机器制造业亦公开支援印刷业，而印刷业的非法集团，竟在工商联负责人潘源泉等授意下，召开会议，提出“紧密团结，对抗区行”的反动口号。
请问，人民银行西北区行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他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喊出“对抗区行”、“打倒区行”的口号，嚣张之极地议论“这次会是共产党最大的一次失败”。可见，他们嚣张成什么样子，狂妄到什么程度！迪化和西安的惊人事件，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在自己的经济力量比较壮大，政治上有了一定地位之后，不仅采用隐蔽、卑劣的各种手法，挖国营经济的墙脚，而且在若干地区，迅速开始了明目张胆的政治进攻。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坚决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压下去
目前正在发展和深入着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正是要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压下去。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向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反击战。当这一正义的革命战斗开始之后，在资产阶级的谋士们所放出的无数毒箭中，尤其强调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军队，也没有打仗”，因而不能算做进攻。这些鬼话，只能欺骗那些毫无政治常识的老实人。谁不知道，在阶级斗争中，有文斗、有武斗，有流血的武装斗争，也有不流血的“和平”斗争。有军事斗争，也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怎么能说只有军队打仗，才能叫做阶级的进攻呢？这不是资产阶级的骗术是什么！应该指出：自从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国内的政治情况根本改变了，因而阶级斗争的形式也就改变了。斗争形式的改变，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缓和。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就向苏联人民指出过：“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着阶级斗争——直到阶级消灭为止——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采取另一种形式，运用另一种手段来进行着。”（“伟大的创举”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五九一页）。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进攻，就是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胜利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另一种方式”、“另一种手段”。值得指出的是资产阶级今天所用以进攻的“糖衣炮弹”和隐蔽卑劣的手法，在许多方面，比之昔日蒋介石匪帮公开的军事战争，易于迷惑人，易于使我们丧失警惕，因而也就更加阴险和残酷。所以，我们在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中，就必须时刻警惕，坚定地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机智和英勇，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并把一切正当的工商业者联合起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坚持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为迎接新中国的伟大建设而奋斗！
（原载三月十一日西安群众日报，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