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一个额外负担——残疾婴儿被父母遗弃现象见闻录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社会的一个额外负担
——残疾婴儿被父母遗弃现象见闻录
本报记者 赖仁琼
当千千万万个中国的“小皇帝”、“小太阳”被娇宠而使专家们深感忧虑的时候，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正在悄悄发生：近两年，北京、天津、广州、长春、呼和浩特等城市，越来越多的残疾婴儿被丢在车站、码头、医院，甚至垃圾堆。他们刚来到这个世界，便被父母遗弃了。
无辜而可怜的孩子
记者到天津市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采访，这里是该市弃婴的第一个中转站。凡是被捡拾而又找不到弃主的婴儿，都要在此登记。
每一页登记表格都记载着弃婴捡拾时间、特征、捡拾人姓名，而每一个弃婴都没有姓名、出生年月、籍贯。在弃婴特征一栏，几乎都分别填写着“脊椎裂”、“唇腭裂”、“脑积水”、“先天性痴呆”、“无肛”等。
“今年1至10月，天津市捡拾弃婴48个，47个是残疾儿”。管理处干部杨茂森忧心忡忡地说。无法寻找弃主，弃婴被全部送到儿童福利院。以收养孤儿为主要对象的儿童福利院变成了弃婴收容院。
院长带我上了楼。室内飘着淡淡的奶香，开启的空调送来徐徐暖风。保育员正在精心照管几十名弃婴。“阴天就得开空调，这些孩子最怕冷”，保育员说。
我俯身探望小床上的婴儿，有的皮包骨头，有的脊椎膨出，有的双眼一大一小，有的头发、眉毛、睫毛皆白……靠墙根的小床上，一个口含奶嘴的婴儿在费力地吮吸。保育员过来拿走奶瓶，说：“他是先天性心脏病，每回吃奶就数他最慢。”看不出这个口唇青紫、皮肤皱巴巴的孩子到底有多大。我问院长：“先天性心脏病可以手术，为什么不尽早送他去医院治疗？”院长环视着张张小床，忧虑地说：“多数孩子都应送医院治疗，但我们缺这笔经费。”
面对这些奇形怪状、无知无辜又急需治疗的弃婴，人们有何感想？
不该降生的生命
与一批又一批孤儿相伴30多年的杨晋贤，是天津儿童福利院的“元老”。抚今追昔，老杨无限感慨：旧社会，穷人遇上灾荒卖儿卖女，是为了让孩子活命。解放后，政府接管了外国人在天津办的育婴堂、广仁堂等，多少孤儿受到关怀，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们从这里走向社会，就业成才。近10年来，孤儿少了，但弃婴逐年增多。今年，我们干脆一个孤儿没收，弃婴倒收了50来个。那些狠心的父母生下孩子一看有病，扔掉了事。他们有钱买冰箱、彩电，为什么不给孩子治病呢？再说，现在科学进步了，孕妇妊娠期查出胎儿异常就可以中止妊娠，为什么非要等到生下个“白痴”才相信科学呢？
在福利院中班，10来个孩子围坐在一张小桌四周，他们大多到了四五岁还不会说话。见有人进来，居然没有一个孩子能向来人问声好。在收养的弃婴中，呆傻儿的比例最大。院长说，现在报纸、广播都在讨论安乐死，国家是否能制订相应的法规，对那些严重的呆傻儿实施安乐死呢？
天津市每年有近2000个畸形儿降生，占新生儿总数的2％。由此看来，被遗弃的残疾儿只是少数。那些尚在父母身边的残疾儿又怎样呢？
儿童福利院成立了面向社会的康复中心，大夫们对天津患“脑瘫”的残疾儿进行过粗略的统计，约有500个孩子需要治疗。但是，由于财力、物力、人力所限，目前只能接受1／5的孩子来此门诊。有人建议尽早修建康复大楼。但是，这笔巨额建筑费从哪里来？每一个家庭和全社会的责任
近年来，弃婴并非只发生在天津。偌大一个中国，不少城市都有弃婴现象发生。
首都北京，市儿童福利院1972年至1976年共收养弃婴104人，1977年至1986年收养弃婴406人，而1987年1年就收养了151人。在1987年收养的弃婴中，呆傻儿有141人，占收养总数的94％。
在广州市，数百名本省和外省农村的畸形儿被遗弃在市内各大医院、机关、民政部门门口和繁华市区。弃婴中，90％以上是患有脑膜炎后遗症、大脑发育不全、地中海贫血症的。
塞外城市呼和浩特，1987年接收弃婴38名，1988年上半年已接收22名。长春社会福利院今年1至9月接收弃婴52名……
据卫生部对120万婴儿抽样调查，各种出生缺陷的发病率高达13.07‰。可以想见，几年或几十年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将为此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生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是每一对育龄夫妇的美好愿望，但随着人类居住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优生优育知识便显得格外重要。为了那些已降生的残弃儿和有效地阻止更多残疾儿的降生，医学家和社会各界应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