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天的书案——哭黎澍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最后一天的书案
——哭黎澍
李锐
11月29日下午，接到王元化同志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要我向黎澍同志催纪念五四的文章，《新启蒙》丛刊等着用，又问到他的身体情况。我说，最近我们共同参加过几次活动，他身体还好，可以放心。我还来不及转告，便接到徐滨夫人的电话，声音恐怖：“黎澍摔倒，一大滩血，快来！”我让老伴急告附近医院的医生，即赶到邻楼黎的家中。面前的情景叫我几乎惊呆：黎澍仰面直躺在卧室与客厅门中间，头下淌的血可以用盆盛，徐滨正用两只血手托着他的头，人还清醒。医生来做心电图时，急救车也来了，送到协和医院。经检查，脑侧后有裂开伤口。医生判断摔倒的原因并非滑步，而是晕眩所致。1983年11月，因受到不应受的刺激，他曾心肌梗塞，好不容易抢救过来。这次全身动脉硬化，肺、肾与心脏诸病并发，终于不起，于12月9日下午2点25分长逝。发病的直接原因我很清楚，即近日来血压升高，不以为意，仍持久伏案，赶写文章，从书桌边站起来，不过走了两三步，就猝然倒下。进医院第三天，即入急救室，人已完全昏迷。
12月6日晚，我与老伴怀着无法言传的痛苦心情，同徐滨夫人商谈后事。我才再次走进他的卧室兼书房。这是近几年来成为邻居后，我们无数次高谈阔论的地方。这10年间，不论感到欢欣和抑郁，我们都是共享的。我总坐在小沙发上，黎澍坐在桌旁的转椅上。地面上的血迹已经清洗干净了，单人床上的薄被没有叠折，就像他的主人刚刚起床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我先让他的女婿居高临下将书桌拍了照。然后，就来清理我的半个世纪的至友、一代思想家和史学家，在这个多难的人世的最后一天，他在做些什么——是什么使这颗无比智慧的头脑最后失去知觉的。
他的书桌并不大。正像许多辛勤的著作家一样，桌面上总有些零乱。靠墙角的边沿放着一些书、报和稿子。正对着坐位的桌面中央，摆着一篇正在写的稿子：《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右手边是11月28日的《人民日报》，露在上面的是王元化的《论传统与反传统》这篇文章。这是王元化在他自己主编的《新启蒙论丛》第一辑发表的论文《为五四精神一辩》的一部分。沙发旁的茶几上，就摆着这一本薄薄的新出版的书。从旁边的一大叠稿子中，可以看出这至少是第三稿。
除了这一篇，他似乎同时在写另一篇大文章，至少写过四稿。第一稿的标题，原来写的是《同光新政：封建中国变革的开端》，涂改为《论清末自强新政为封建中国变革的开端》。第二稿标题改为《清末新政：封建中国变革的开端》。第三稿更将标题中的“开端”改为“开始”，并加上《洋务，还是新政？》这样一个副题，或一页，或三页，或四页。所有这几稿都作了多处添改。最后一稿还只写了一页半，誊抄得很清爽，只在开头处有少许改动，还没有标上题目。
似乎他还在计划写另一篇大文章：《论全盘西化》。在一封信稿的反面写了此文的简单提纲。提纲的右上角有两行小字：“电话耿云志问胡适此文”和“借联共党史”。桌子旁边放着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打开在第156页。我拿起来，在这一页上看到“那么，胡适关于西化的主张究竟是怎样的呢？”一段。耿云志这本书的旁边，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和一本《英华大辞典》。另外还有一本汪金丁新出版的著作《往事与文化人》，是作者签名送给他和徐滨的。
从桌上，还可以看到他不久前完成的一项工作：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为他们要出的
“学术精华”丛书编了一个自选集。誊抄清楚的序言和包括42篇文章的目录都摆在那里。序言只有200多字，道出了作者多么沉重的心曲：“解放以来，政治运动频繁，动辄卷入漩涡，不但与学术无关，甚至连政治也只剩了捕风捉影的空谈。比较起来，可以认为发表了一些颇具独立思考、并非人云亦云的文章，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选文即以此为范围，旧作除个别外，不入选。”
桌上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纸片。一些是他常用的32开的便笺纸，一些是半张或1／4张的稿纸，上面写了或多或少的话。有些显然是准备插入在写的文章中去的。看来他是把思维着的东西，即人们惯称的思想的闪光，随时捕捉下来。
抄录这些片语断想时，就使我想到我的这位使许多人（包括钱默存先生这样的学者）尊敬的朋友，我们之间近年来的上下古今、纵横世界的无数次漫谈，从暴力论，阶级斗争论，“左”倾思潮的历史根源，封建恶俗为何至今仍到处再现，直到电视剧《家，春，秋》似乎是《红楼梦》的近代版，无所不谈。可惜没有录音，没有记下来。
这10天来，时刻萦怀的，无比痛苦的，就是我就要失去这位朋友，是我所认识的人和我的朋友中，最为信服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他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读得熟，想得深，而且能够在一般人不假思索就接受了的地方提出问题来。11月17日，他把刚刚出版的新著《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签名送我（稍觉宽慰的是，这本他生前出版的最后著作是我题签的）。虽只薄薄一小册，却处处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书中有这样意思的话：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的根据，才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不同意那种随意把自己的什么意见，都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那种狂妄态度。
作为一个严肃的勇敢的学者，他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似乎是绝对正确的命题，提出空前的质疑，他认为无论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都可以证明这两个命题不恰当，很难说得通，而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前人论治史要有学、识、才，他是兼而有之的。
去年他75岁寿辰，我书赠了一首七律：说古谈今五十年，相思尤在史无前。羽毛羞照风幡转，轩冕从来敝屣看。一卷文章惊海内，三番思考问先贤。笔头犀利因忠谔，梅老花香自苦寒。写这首诗时，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多活十年、五年也好啊！黎澍常说，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究其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然而他终于为了重新思考，探索真理，猝然战死在他的书桌前了。看到这张书案最后一天的模样，我们这些后死者，这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年过古稀的人，应该用怎样的努力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