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关于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问题
张翼星
如何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称，按照当前西方和国内部分学者所使用的范围，包含众多的派别和庞杂的内容。其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基本派别之间，在对待列宁主义的态度上，在革命的战略策略上，在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分歧和争议，难于统一在一种思潮和序列之中；很多派别和人物的思想，前期与后期有着重大变化，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卢卡奇、葛兰西与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与梅劳—庞蒂、萨特、弗洛姆、科莱蒂等人相比较，本质上属于不同类型的思想家，不宜相提并论。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情况，不宜笼统地作定性判断，而应当就不同方面、不同时期，对各个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性质、归属和功过、是非问题，分别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有的同志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律看作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主要论据之一，就是认为它们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而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某个唯心主义流派的“结合”。其实，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需要作具体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与西方国家的某些共产党人总结无产阶级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反对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密切相关，也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的发展有关，因此本来就具有与西方某些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某些特点。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前期到后期，有很大的变化。由于西欧工人运动出现低潮，一些代表人物受到共产国际和所属各国政党的排斥与批判，以及他们所受文化教育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方式的局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派别确实日益难以与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这可能是它们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弱点。但是，它们反对教条主义，要求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态度，它们对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种种批评，对资本主义弊端的种种分析和揭露，以及在革命的战略策略、社会主义道路、建党学说和国家学说等方面提出的独特见解和主张，不也正是已经或试图在某种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吗？虽然，这些见解和主张的是非问题，需要认真分析，也有待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至于像卢卡奇、葛兰西这样的代表人物，就更难说他们是不实行这种结合的了。卢卡奇一生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可以说都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关、呼吸与共。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意大利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西欧某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一度建立，使葛兰西更加倾向于依据本国的特殊国情，创造性地吸取和应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他看来，当时意大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弱小的原因，就在于对本国客观形势的无知，因而他主张“对民族特点要有认真的精确的认识。”他的全部理论活动也正是为了达到这种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派别，确实有使马克思主义与某种唯心主义流派相结合的倾向，因而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但应当看到，他们也是认为现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有某种“空场”或被忽略的领域，如关于人学或人的心理因素等领域，可以由存在主义或弗洛伊德学说的某些方面来“补充”。萨特在论述这种主张时，也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并列起来，他仍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存在主义则是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中出现了“人学的空场”，因而才需要吸取存在主义的内容。这里是否包含着某些可资借鉴的因素，是可以研究、讨论的。但至少不宜简单地斥责为主张“一种世界观与另一种世界观的折衷混合”。
阿尔都塞被人们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结构主义究竟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什么地位，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他在1974年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中，检查了自己与结构主义的关系，但明确地宣称他不是结构主义者。实际上他的思想有多方面理论来源，结构主义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主要表现在早期研究《资本论》的著作中，即应用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来阅读《资本论》一类的经典著作。对此应当如何评价，姑且不论。在他的中、晚期著作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结构主义的术语和方法了。把结构主义看作阿尔都塞思想的主要方面，认为他主张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折衷混合”，看来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不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结合呢？有的同志认为它是“按照黑格尔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因而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卢卡奇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这是值得商榷的。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阶级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需要专门的研究和著述。这里只想把它与列宁的《哲学笔记》作一简略的比较，以便对上述观点提出一点异议。
《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于1923年，其中的主要篇章写于1919年—1921年，比列宁于1914—1916年所写的8个《哲学笔记本》稍晚几年。两者相较，不难看出某些共同点：1、基本一致的时代背景与理论问题。帝国主义的矛盾尖锐化，一些国家酝酿着无产阶级革命；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忽视辩证法，轻视黑格尔，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给无产阶级革命设置藩篱。为了揭示时代的本质，批判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就必须深入探索唯物辩证法及其理论渊源。2、大体相同的探讨重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把理论探讨的重心首先集中到辩证法方面，把辩证法史与辩证法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从总体上构思和推进辩证法的理论内容，随后卢卡奇也把哲学史的研究转向黑格尔，把理论探讨的重心转向辩证法。《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3、大致相近的探索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严重忽视这一方面，是他们在理论上陷入歧途的一个重要原因。列宁与卢卡奇却不约而同地从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理论渊源上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深义。4、方向一致的批判锋芒。列宁从理论上深刻地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折衷主义、诡辩论，并多次指出他们的观点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庸俗化”的性质。卢卡奇的锋芒所向，也是直指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庸俗化”倾向。在卢卡奇看来，他们在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抛弃辩证法，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只看作单纯的“经济决定论”，使无产阶级不能成为自觉的历史创造者，以致延误条件成熟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卢卡奇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把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应当说，这和列宁的理论与实践的大方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以上这些方面，难道不能说明列宁和卢卡奇有着大体相同的理论倾向与革命气质吗？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还不可能读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后来才发现，那时他与列宁“正沿着同一方向前进”。这首先是时代、历史决定的，但也说明他们都站在时代、历史的前列，分别回答共同的时代课题。
当然，列宁写作《哲学笔记本》时，列宁主义思想正处于高度发展时期，而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他本人还处于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列宁的理论上的成熟性、对黑格尔思想的实质和合理内核的高屋建瓴式的解剖与改造，远非卢卡奇所能比拟的。但卢卡奇所着重阐述的辩证法的总体性范畴，关于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对于列宁所阐述的辩证法的核心和一系列规律、范畴，虽然各有侧重和特点，却并不互相排斥，而且包含着补充、发挥的含义。只是由于卢卡奇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较多地渲染了黑格尔的思想成分、却不能说是“按照黑格尔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这和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某种唯心主义派别相结合的倾向是有原则区别的。
的确，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评第二国际的庸俗化倾向时，也批评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点，并旁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这表明卢卡奇所受唯心主义的影响。但这在全书中实际上不占主导地位，对此他后来也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表示反对夸大这一方面从而制造他与恩格斯、列宁的对立。
1967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再版序言中，在承认书中有严重缺点的同时，又指出这是“用革新和运用黑格尔辩证方法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质的最激进的尝试”，“曾在反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并且曾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这是对书中的主导方面和积极内容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而这决不是用“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能说明的。所谓“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主要是西方某些学者对卢卡奇思想的一种曲解。美国学者诺曼·莱文甚至认为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不是从卢卡奇开始，而是从列宁开始的。他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中，就把《哲学笔记》中的思想称之为“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这种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正是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和严肃对待的。
总之，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必急于作出一般性的结论，不宜先入为主地带框框，作定性。应当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加强具体研究，分别作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