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当代意义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当代意义
高尔泰
文学现象，从来就不是当前“纯文学”论者们所宣称的那种独立现象。文学是人学，作为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性形式，不仅带有人所必有的历史、社会特征，即时代、文化特征，而且作为人的创造物也体现出人的创造性；例如：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人的历史、文化、社会属性的一个“反映”或“表现”，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人的历史、文化、社会属性。正因为如此，文学活动不仅是文学活动，它作为人类创造世界的无数活动中的一项活动，也与其他活动互相关联。一篇作品如此，一个流派如此，一整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也是如此。当前流行的纯文学现象，也不例外。它是当代中国文学为突破束缚而进行的自我调整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潮流，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的不同倾向：第一种倾向是用整体来取消个体，用外在的指令、即行政领导人给定的主题思想和创作方法，来代替作家个人产生于现实处境和人格特征的内在动力。用实用主义的政策宣传的单一需要，来代替为历史运动所唤醒的人的多种多样的现实需要。这种四十年代以来严重地扼杀了文学生机的文学思想及其实践，虽说已明显地走向衰退，但仍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依旧普遍地和愤愤不平地存在着。第二种倾向是对上述统治倾向的反叛，力求用个体来否定整体；用感性来取代理性；用语言和形式的无意识构成，来替换对思想感情的有意识表现；用对“文学本体”的理解与追求，来抵制宣传任务的贯彻与执行。所以它强调文学自为目的，要求文学的非历史化、非社会化、非现实化、非理性化。这种倾向的出现，无疑是对第一种倾向所造成的僵死停滞的大一统局面的突破，具有巨大的解放意义和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它在反对用整体来否定个体时把个体绝对化，在反对僵死的统一性时把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绝对化，以致脱离了时代，脱离了历史运动的现实潮流这一文学生命力的源泉，五花八门的新形式和新方法都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便无所适从，只能宣称“文学不过是游戏”了。时下所谓“玩儿文学”、“玩儿评论”的兴起，标志着这种以个体否定整体的历史运动力度不足，也表明所谓“纯文学”论者所理解的“文学本体”，不过是一个虚幻的观念而已。所以它一度造成的浩大声势，终于只能在“文学界”这一小圈子里起部分作用。
在以上两种文学的失落所带来的困惑中崛起的第三种倾向，其理论批判的锋芒是针对第一种倾向的。但是插进来与之辩论的却是第二种倾向。第三种倾向所强调的以变化、差异和多样性为前提的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以感性文化动力为主导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以对历史运动和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和对于人的解放的自由而热烈的追求为主导的意识与无意识的统一；以及文学的审美价值同它现实的当代意义不可分割，文学的追求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进步的具体要求相一致是文学作为人学自我实现的必由之路等基本观点，都受到“纯文学”论的尖锐批评。批评所引起的更为深刻的反思使文学认识到，文学为开发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生命力，必须扬弃那个以语言和形式为出发点和目的的虚幻的“文学本体”，重新确认植根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植根于历史运动和社会生活的真正的文学本体。从而加深了对于把外在的阻力转化为内在的动力的那个现实的创作过程的理解，促成了文学运动与历史运动的一致。历史运动艰难困苦的进程，和它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也迫使人们学会杜绝任何非生产性的开支，而把一切精神的能源应用于人类进步的事业，把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同人类进步的事业联系起来。
这种对于文学本体的理解，无疑比第二种倾向对于文学本体的形式主义理解要深刻和正确得多。它的出现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运动又前进了一步。这一进步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文学的当代意义是什么？联系当代中国的历史社会特点来看，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文学的当代意义是启蒙。对于“纯文学”论者来说，这么说好像是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拉在一起了。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同人的愿望、意志、信念、爱和恨的情感以及人的一切创造活动互为因果的文学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是文学本体生命的根，那么把这根深植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就应当成为文学活动理所当然的追求目标。
把启蒙仅仅看作是教育家的事情只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广义地来说，启蒙应当包括人们自我意识的唤醒；主体意识的建立；精神难度的开拓；美感、崇高感和羞耻心的培养；感受、反应方式以及整个历史地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转换。不用说，以精神麻木为特征的这片广袤的大漠，也是作家们驰骋的天地。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比其他的文化工作者更强烈地意识到和执著于自己的这一驰骋的机会和历史赋予的道义责任。因为这是他的事业的生命线。任何语言大师的操作对象——语言，都必须依其表现性的需要形成一个活的有机整体才能变成形式——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既不是物理定律也不是数学方程，因为它具有人的主体性和思想性，从而也必然具有当代性和现实性。而当代现实最强烈的进步需要就是启蒙。因此启蒙不仅是当代作家应该意识到的道义责任，也是他们的作品走向世界走向永恒的必由之路。
“无意识”地创造形式是自由人的特权。在一切都艰难困苦的当代中国，需要的不是无意识而是意识——植根于当代现实的荒谬意识、危机意识和突围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意识。如果一个人，没有对于自己的生存状况的意识和改善这种状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意识，那他就没有资格当作家。当代现实及其意识的具体性和暂时性并不妨碍文学走向世界和永恒，恰恰相反，它是文学走向世界和永恒的必要条件。正如在敦煌壁画中魏晋的飞动、唐代的华严和宋代的清新，都是它们得以流传的条件。如果去掉了这些时代特征，那就谁也不会去看它，它的审美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么说并不排除创作的无意识性。因为灵感的到来并不通过意识的渠道。但灵感本身是在障碍物前长期积聚起来的心理动力的突破，它的价值取向仍然取决于心理深层的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我常说情感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正如数学问题的无意识解决只有在优秀的数学家们那里才有可能，文学灵感的无意识显现也不会脱离作家一贯固有的人格、风格、世界观和产生于现实处境的具体感受。在概念运算和符号操作这一中介环节的后面，动力和结果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联系，意识到这种联系，是一种文学的自觉。而在当代中国作家身上，这种自觉首先就是体现在他对于历史赋予自己的启蒙任务的理解之上。
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是同十八世纪的法国的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针对当时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的压迫，它的基本主题是理性与自由。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同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针对数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和与之紧密配合的以儒家礼教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束缚，它的基本主题是科学与民主。那时启蒙的对象首先是民众。为了唤起民众，知识分子们在文学革命的同时，发动了一场与之相应的语言革命——白话文运动。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一个继续，仍然以反封建为其主要内容。原因很简单，因为反封建的任务不仅远未完成，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比那时更加复杂和困难了。
由于生产力和文化教育水平的落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既深且广，封建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土地上仍然根深蒂固，以致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动摇它的根本。许多封建主义的东西，反而都贴上了这些新的标签，使人们看不清它的本质，陷入更深的蒙昧，严重地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使任何改革者都将步履艰难。真理并非必胜，历史也不是不可逆转的。不仅为了争取祖国的进步，也是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与经济、政治改革相配合的启蒙工作都是必要的。由于文学的社会本性，这种必要性也必然渗入文学，同时成为文学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的价值量度。
消除蒙昧，这是历史赋予包括当代中国作家在内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项神圣使命。历史使命不是额外的负担，特别是对于作家来说，它是时代的恩赐，只有特别幸运的人才能得到。不独当代中国如此，世界文学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无不得益于自己的时代。没有使命和使命感的人，不仅生活是平庸乏味的，而且灵魂深处也没有足以摇撼和燃烧别人灵魂的力和热。这样的人是绝不会成为大作家的。生逢这疾风迅雨的伟大时代而要闭眼不看现实；置身在波诡云谲的历史潮流之中而要谋求心理的距离；目睹新与旧、真与假、正义与罪恶、自由与奴役之间空前剧烈而又扑朔迷离的搏斗、体验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和观察着形形色色对于创伤的麻木而要保持超脱的平静，以为这样才能走向世界和走向永恒，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并不是利用国家的不幸来做文章，使自己幸运。恰恰相反，只有把国家的不幸理解为自己的不幸，把人民的苦难体验为自己的苦难，从而把自己的创造力投入到人民群众创造世界的历史性运动之中，才有可能从历史运动中吸取力量增强自己的创造力。这就要求作家们揭露人们的蒙昧时也要能正视自己心中的蒙昧，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充当“精神领袖”和“灵魂的工程师”。应当认识到单靠文学不能改造世界，应当认识到我们自己并不比“普通人”高明。如果缺乏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果心灵不能为别人的痛苦而悸动，为人间的不幸而燃烧起来，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灵魂作为镜子，让人们穿过异化的迷雾，在其中照见他们渐渐有点畜类化了的面孔，而感到大羞耻和大恐怖，而在大羞耻和大恐怖中复活，那就谈不上启蒙，也谈不上文学的当代意义。这并不是说只有写异化才是启蒙，而是以此作为例子，说明作家只有忠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具体感受，以自身为对象，然后才有可能以民众为对象。易言之，消除精神麻木的道路，同时也是作家自我创造和在创造中形成文学的道路。而当前“纯文学”论者之所以陷于困惑，恰恰是因为迷失了这条通向文学的道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纵然是才调无伦，也只好搔首踟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