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烈士温健公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烈士温健公
　　亚马　郑思远
温健公烈士于1938年12月26日，遭日本帝国主义者飞机轰炸牺牲，已经50年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如今还活着的人，每当缅怀健公当年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时，钦佩的心情溢于胸怀。
健公烈士是广东梅县人，幼年就受到民主思想熏陶。到广州求学时，他参加过1925年的省港罢工、反帝示威游行。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他受粤东诸革命前辈的影响，参加到国民革命运动的“北伐”行列。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离开河南，到了上海，与一些进步人士搞新文化。他抓紧时间学习日语、英语等，翻译文章、书籍，在启智书店翻译出版了苏联小说《赤恋》（署名是“张孝峰”），并在暨南大学讲授日语课。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住在“亭子间”的笔耕生活，更不羡慕那些官场贵客的耀武扬威，而且没有被反革命叛变和屠杀所吓倒，他认为中国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需要坚持革命的宣传，组织革命力量，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做辛勤的创造性的工作。就在这年，健公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参加党组织后，他更是不顾身患疾病，经常到上海郊区的学生、工人中工作。1929年5月1日，当他按照党组织指示，在白渡桥一带，散发传单，搞“飞行集会”时，被租界巡捕逮住，由于从他身上搜不出证据，后经律师交涉释放。
在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许多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知识青年，为了追求民族生存，社会进步，都想从理论上寻找正确的道路、经验、方法。那时，日本知识界对苏联报刊文章的书籍翻译出版的比较多。健公与友人在1929年底赴天津，1930年春，东渡日本求学。
到日本后，健公考入秋田矿山专科学校，并获得官费。但他却用最多的时间去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并经常把名著译成中文，以“天行”、“文淦”、“湘萍”等笔名投寄国内各报刊发表。
1931年秋，在东京的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接受党组织的决定，准备召开一次留学生和华侨参加的群众大会，定名为“东三省死难同胞追悼会”，以谴责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罪行。经过学生会负责人秦元邦、温盛刚、张友渔、李葆华等商定，安排大会主讲人由仪表英俊、才华横溢的温健公担任。
追悼会是在东京神田中华青年会举行的，健公在大会上讲话，揭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博得全场与会群众的热烈鼓掌。当讲到日军炸轰沈阳城，中国老百姓与军队死伤无数，我们要为东北死难同胞报仇时，群众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警察十分惊慌，多次阻止群众喊口号。这次大会后，举行了游行，群众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包围起来，要求大使“降旗回国”，与日本断交。
此后，日本刑警经常到健公住处侦查，认为他有参加“赤化”活动的重大嫌疑，却总是拿不到证据。最使他们决断不下的是健公各学科成绩都异常出色，有的超过了日本学生。他们估计一个中国留学生，能获得这么好的学科成绩，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搞政治活动。不久，日本政府还是以种种借口，驱逐健公出境。
到达上海，健公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很快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工作，继续奔走呼号，发动进步的留日同学成立救亡会，继续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当11月7日，救亡会举行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健公和闻永之从救亡会刚出来，就被敌探抓住，从他身上搜出宣传抗日救国的传单，被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反动当局以“破坏睦邻关系”罪，判了健公两年半徒刑。后经于右任等保释，于1933年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健公回到上海参加社联工作，后因环境恶劣，才转到北平从事文化运动。健公调到北平搞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后，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他在北平世界学会编辑的《世界日报》副刊《社会科学》上，从1934年5月到8月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介绍苏联新兴社会科学，特别是借评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一书，公开提出，要把正在经历着伟大变革的中国放到科学的解剖台上，从精神生活现象、经济生活现象进行剖析，用历史唯物论方法，通过精心研究，从而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健公还应北平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聘请，分别担任现代哲学、经济学等课程，还在一些进步青年组织的日语班教授世界史。他在大学讲坛上认真地实践马列主义通俗化的尝试，讲话能放得开，联系当代社会现象与问题，不论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例或阶级矛盾的事例都能顺手拈来，讲得实在、尖锐，深受听课者欢迎。有时连外校的学生也挤到教室中听课去了。健公由此而得“青年哲学家”尊号。
1934年秋，健公与几位教授和青年积极分子，筹办组织“骆驼丛书社”，意在沙漠似的中国学术界进行长途跋涉，把沙漠化为绿洲。这个丛书社是个没有固定体制的综合性丛刊编辑部，健公等人合作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程》就是其中的一本。
1934年北平的理论战线上，马列主义者的处境也是严峻的，斗争对象不但有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而自己的阵线内部，甚至有暗探混在里边。健公虽有大学教授的合法身份，也处于艰难的境地。1935年初，他应张友渔邀约，赴太原讲学。
当时由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分析了在太原的任务，主要是做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参加反蒋抗日，并利用他给予“客卿”的礼遇，做些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
1935年夏天，健公受聘天津法商学院，任研究室主任，并讲授世界经济问题，受到学生的欢迎。当时院内组织了时事讨论会，请健公指导，对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举行过多次讨论，健公每次都做总结性发言，全院学生争着去听，有时校外的学生慕名前来听讲。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他不顾日蒋特务和汉奸的威胁，公开批判“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为广大救亡心切的青年指示了民族、国家的出路。这年12月9日，北京各大、中学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天津法商学院学生在健公、杨秀峰、闻永之等同志指导和启发下，也积极参加了12月18日的伟大反帝爱国斗争，并以法商学院为中心推动了天津各大、中学的抗日救国运动，与北平的爱国热潮，遥相呼应。在天津学生游行示威中，健公、秀峰都站在学生队伍的最前列，迎接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
1936年2月，健公等被逼退出天津法商学院，张荫梧邀他去河北，以开办河北省民众教育实践学校的名义，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影响。健公任该校秘书长。不久冀东自治政府成立，健公、杨秀峰促使张组织了一个“抗日联盟”，邀许多河北名流参加，做了许多抗日准备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保定、定县、石家庄等地失陷，张荫梧出任河北民军总指挥，健公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在抗战初期的兵荒马乱中，不仅顺利地联系各方完成退却、转移任务，对地方党组织与抗日武装的建设，也给予了方便与支持。后来，战局急转直下，河北民军总指挥部遂西进转入山西陵川境内。
不久，张荫梧准备向蒋介石靠拢，搞片面抗战，吃“磨擦饭”，以求保存自己实力。健公不为所动，特别是在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后，他更加坚决执行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反对抗战的路线和反共政策进行斗争。
1938年9月，健公到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山西吉县，在组建政治部中负责宣训课的工作。这时，《政治周刊》已刊行；民族革命大学正在探求提高教学质量，认真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民革通讯社已建立，开展正常工作；黄河出版社的编、印、发行已初具规模；政宣队才开始筹办，拟向全国征调。此外，军队政治工作的教材，对广大抗日群众的宣传材料，已组织人员开始编写。也正是健公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然而，在日军正面进攻武汉时，对二战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也进行了狂轰滥炸，加紧威逼，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12月26日，日寇空袭吉县城，健公在驻地不顾个人安危，组织群众疏散防空，自己却牺牲在敌机炸弹下，鲜血洒在中华大地上。牺牲之日，健公年仅30岁。
健公殉国，党内外知晓他的人，无不为之痛惜。二战区政治部发了讣告，召开各界追悼大会。各地人士纷纷颂扬健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赞扬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