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历史研究的可喜收获——读佘树声著《历史哲学》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宏观历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读佘树声著《历史哲学》
　　蒋大椿
佘树声同志撰著的《历史哲学》，在新时期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中，独辟蹊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了一番总体的考察。作为一名史学理论工作者，对解放以来我国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问世，十分高兴，觉得应当向读者推荐。同时也提出一些问题，以期通过这部著作的出版，对历史哲学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该著作包罗甚富，多有新意，从其基本内容来看，有以下三点特色。
第一，以视野开阔的宏观历史考察，在近几年的史学著述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微观史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观史学的著作则更多一些，以历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论著也渐趋活跃，宏观历史研究则相对沉寂。作者的这一著作，弥补了新时期我国宏观历史研究的不足。该著以整个人类历史的纵横发展作为考察的范围，向人们提供了如下按一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宏观历史图景：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纵向构成，包括常规性形式和变异性形式两个方面。常规性形式，是指通常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化；变异性形式，则是历史发展的非五种社会形态发展顺序。常规性和变异性之间的矛盾统一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丰富多彩的生动内容。再从横向构成上看，历史的存在是多元的。同一种社会形态由于具体条件不同，会存在多种社会模式。而同一时间内历史空间又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这多种社会形态的每一种又各因具体条件而存在多种社会模式。在历史的多元多样性基础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模式，它们大体上循着“融合—提高”、“消失—转移”、“复兴—发展”三种形式及其交叉的历史道路而有规律地变化和发展着。上述认识既坚持历史存在统一规律，又力图更广泛地从宏观上揭示历史全貌，从而给人以很多启发。
第二，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当为佘著内容的另一特色。如，在考察人类历史起点的原始社会时，作者将宏观理论考察同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理论的具体形成过程，以及一些地区和国家历史进程的微观透视相结合，既增强了这部历史理论著作的可读性，同时也便于读者对作者论述主旨的理解。
第三，认真研究历史资料，在与历史实际的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者关于历史变异的多种形式，都是在认真研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作者指出无论是历史的常规形式，还是变异形式的发展，都是由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发展规律性最终决定的。作者将这种理论认识，又回到历史的途程中，去作进一步的阐述。
《历史哲学》一书涉及理论问题很多，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确定社会形态系统的质？作者依据历史唯物论原理提出：“社会形态的性质，并不单单地决定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本身的性质，更为重要的，还决定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二者结合的具体方式。这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理。”实际上，用生产关系判定社会形态的质同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来决定社会形态的质，二者内涵是不一样的。作者对此细别，未予进一步论述。但该书对社会形态系统质的确定，则给了确定的答复。是不是还可以找出其他判定社会形态质的标志呢？这是对历史发展作宏观探讨时，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终极原因及其与相互作用的关系。作者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把历史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因素的基础上面，也就是把经济因素作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两大鲜明特点之一。同时对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也不能作机械的绝对的理解，它同样具有相对的性质，否则就不存在历史进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了。我是赞成作者对二者关系的看法的。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应当也能够广泛吸取各门科学成果及其他思想流派的积极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当然，作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对人类历史自身进行宏观考察的范围内，该著作主要研究了文化模式、社会形态、历史规律及其动因，而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产生，还同一个认识前提相联系。这个前提是，作为认识客体的人类历史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作者似乎将这个问题作为既成事实来看待，而没有自觉地予以注意。另则，通观全书，对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仍然显得不足。
再从论述的社会形态范围看，也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作者认为：“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总和、社会关系，等等，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是完全可以互易的同一性概念”。这个论断能否成立，是值得商榷的。
通观马克思著作，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含义，并非没有区别。事实上，问题不仅在于马克思是否区别了这两个概念的含义，而是从实际内容看，两者内涵确是有广狭之分的。我们如果把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区别开来，很可能会有助于社会形态问题的探讨。其二，关于社会形态的各家主张，远的不论，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就有五形态论，四形态论，三形态论，网络层次说，多线说；就是在同一种观点，又各有不同的主张，佘著对此，概未涉及。而且，这部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理论作了较为详细考察的著作，对马克思本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到的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社会形态，到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第二形态，再到在共同的生产高度发展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的第三形态）也未提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