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事求是的旗帜下——党的文献工作的新发展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在实事求是的旗帜下
　　——党的文献工作的新发展
　　本报记者 曹焕荣
不再以编辑毛泽东著作为限，也不以编辑历史文献为限
60年是一个大跨度。迈过光辉而又曲折的路程，中国共产党留下的文献浩如烟海。
鉴往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会不久，正领导全党进行伟大转折的党中央，立即就党的文献的编辑、研究、出版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1979年1月，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决定出版《周恩来选集》。
在相继决定出版刘少奇、朱德等人选集的同时，1981年春，《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开始进行。
这是党的文献工作的历史性变化。在此之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我党仅编印过毛泽东的著作。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提出编刘少奇的选集，有关人员已着手收集、整理，并编出目录。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只出了一个单行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3月，党中央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下设一办事机构（简称“毛办”），主要担负继续出版毛泽东著作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摆脱了“两个凡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创造这一成果的杰出代表，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都为它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科学成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形成，并将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980 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文献编辑委员会，将“毛办”改名中央文献研究室，作为它的工作机构；规定这一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编辑、研究我党历史的和当代的重要文献；编辑、出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党和国家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撰写他们的年谱、传记。为此，特地抽调了一批曾长期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身边工作的同志，充实这支队伍。
近10年来，我党的文献典籍中，增添了一部又一部新书。现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等的选集系列，除《邓小平文选》只出版1975—1982年这一卷外，基本出齐。《朱德年谱》已经出版；《周恩来年谱》（建国前部分）、《周恩来传》（建国前部分）即将出版。
如果说，历史文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胜利领导第一次革命的记录；那么，当代文献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第二次革命的记录。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共发行1164万套，直接为改革、开放服务，引导着亿万中国人一起思考。
《邓小平文选》先编1975—1982年，回过头再编1938—1965年一段。选编者认为：邓小平自1975年后的那部分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新的代表作，对当前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部文选已发行4790 万册，还被译成英、日、俄、法、德、西班牙、阿拉伯文，在国内外引起深远的影响。
求实态度体现在每一环节，科学性才能充分保证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有一篇珍贵文献，即写于1927年3月28日的《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有关单位向中央送交该文时，提出周恩来当时代表中央领导这次武装起义，它可能是周的著作。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正四处寻觅周恩来文稿，得到这一消息，当然为新发现感到高兴。然而，经过进一步考证，并据一些老同志回忆，那时候起草的重要文件，经常是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三人一起商议的。执笔人有时是赵世炎，有时是周恩来，至少是周恩来最后定稿。不过，没有充分的根据证明这就是他的作品。于是，他们决定：《周恩来选集》上卷不收此文。
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处在战争环境和秘密状态，现在收藏的文献档案并不全，再加上年代久远，这就需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精心辨别文献的真假和作者。这样做，目的是不使文献的准确性受损，也符合老一辈革命家求实的一贯主张。
国外流传毛泽东《基础战术》一书。研究人员发现，该书有两个版本：一是1938年3月汉口自强出版社出的，印有“讲述者毛泽东”；一是同年延安少年先锋社出的，只说是抗大的讲义。抗战时期，国统区、沦陷区出版的我党文献，情况比较复杂，一个孤本不足为凭。进一步研究书的内容和文字风格，他们认定这不是毛泽东著作，而可能是集体编写的教材。
编辑1938—1965年间的《邓小平文选》，遇到类似的问题。文选编辑组的同志查找原件，广泛调查，并通过分析文件产生的时间、了解作者的活动等逐一辨认。对有些难以辨认的篇目，便附上原件或文稿，送邓小平本人审定。碰到这种问题，邓小平总是仔细回忆，一一解答。
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同样贯穿到文献的题解和注释中。
新编本《毛泽东著作选读》有注释488条。其中，321条是《毛选》一至四卷上的，编辑组本着“事实准确、观点正确、持论公允、表达恰当”的要求，对这部分注释修改了265条；另外，新加了100多条。
《毛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其中“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八字，1929年的原文中没有，是1950年编辑《毛选》第一卷时加上去的。事实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旧译按劳取酬）”，最早是斯大林1931年12月提出的。为了不致引起思想史研究的混乱，这里加了一条注释，说明过去修改的原委和不准确。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观点，广为人知。然而，人们很少知道，这以后，他又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新编本增写的注释介绍了这一重要补充，以帮助读者完整理解毛泽东的观点。
对于毛泽东后期著作中某些“左”的观点，编辑组作了一些必要的介绍和评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1962年1月30日作的，现在的文本中有一段论述：“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新编本加注说明，这段话原是1962年9月28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四年后的1966年2月，将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把这段话加到了这篇讲话之中。
人物注释在新编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占的比重相当大。编辑组力求全面反映人物的主要情况和经历，并通过人物注释纠正正文中某些缺乏事实根据的断语。比如，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他们进行了大量调查，并同有关部门研究后，在注释中对王实味生平作了客观的概述，同时指出，“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1986年，《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出版，深受各界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成为当年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几位从事党的文献研究的作者，在书中写出了真正作为“人”而不是“神”的毛泽东。他们介绍这位伟大革命家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使人受益颇多；同时，他们也中肯地分析道：“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的很少；中国的现实文学作品也读的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的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作者在介绍毛泽东有关《红楼梦》的观点时，选用的标题很讲分寸——《“红学”一家言》。
“一文之考，旬月踌躇”的精神，使文献编辑水平得以提高
1930 年至1933年，毛泽东前往赣江两岸、武夷山区，进行了几次著名的农村调查。50年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为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冒着暑热，历时51天，沿着他当年的足迹，行走近2500公里。这次实地调查，总共核对了800多处材料，收集和整理了30多万字的材料。
党的文献工作是一项政治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从事这个事业的同志经常告诫自己：要对党、对人民负责，使所编的每一本文集经得起历史检验。拿编辑一部选集来说，从收集资料、校订文稿，到考证事实、撰写注释，他们做了无数十分琐细的、默默无闻的工作，有时还要进行比较艰苦的调查研究。他们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研究和了解，细致到每人的工作方式、处理文件的习惯、语言的风格，乃至笔迹的特点。《毛泽东书信选集》编辑组的同志，甚至能分出他1936年与1945年时的不同笔迹，以此作为推断书信年代的依据之一。
各类历史文献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极少数史实不准确之处和文字上的笔误。毛泽东的书信，多次提到外祖父家的居住地“唐家坨”，但写法不一，有时又写作“唐家坨”或“唐家垞”。三个字，哪一个正确呢？在湖南调查时，向湘乡县的同志了解，回答是“圫”字。向省地名委员会了解，得知湘乡、湘潭、长沙一带都习惯写“唐家圫”。查阅清同治《湘乡县志》、清光绪《湘潭县志》，也这么写。这样，才在毛泽东书信中订正为“唐家圫”。
周恩来1936年5月15日给时子周的信，抄件是这样写的：“今岁平津学潮再起，追溯旧事，千里既逝，大安久矣，铁窗同伴，更念先生。”其中的“千里既逝，大安久矣”，经反复琢磨，仍不好解释。《周恩来书信选集》的编辑人员走访了许多学者，无结果。他们继续研究，发现周恩来手稿上所有的“天”字，第一笔都写得很短、很重。抄件人显然不熟悉这一点，将“天安”误认为“大安”。1920 年与周恩来一起坐过牢的马骏，有一个外号就叫马天安。至此，一个谜团终于解开。
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的信中写道：“题字册便时当代询，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或且忘记了。”对这句话，读者似乎能作出一些合乎情理的分析，编辑人员曾考虑不作注释。后来想到读者的需要，还是决定注。他们先去翻毛泽东当年收发文件的登记本，企图从中找出柳亚子给毛泽东的原信，查明“题字册”是怎么回事，“周公”指谁。他们最初还把注意力移到柳的著述上，翻来翻去也没答案。最后，他们访问了柳亚子之女柳无非，没想到挖掘出一段珍闻——
原来，1949年，柳亚子备了一本《“羿楼纪念”册之一》，请我党的领导同志题字。5月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柳先生，写上“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四句。5月15日，朱德题杜甫秋兴八首诗一首。题字册传到周恩来处。此时，正值新中国诞生之际，身为第一任总理，他操劳国事，不得闲暇，以致把题字事搁下了。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从他的遗物中清出了这本题字册。周恩来最终未能题上一个字。邓颖超托经普椿，将这件珍贵文物转交柳无非。可谓此处虽无字，但存赤子心。
《毛泽东书信选集》多了一条不寻常的注释，读到它，了解它的来历，读者能不对编辑人员的创造性劳动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