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制育新人——一位首钢工人的自述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承包制育新人
——一位首钢工人的自述
本报记者 江世杰
前些年，神州大地多少忧国忧民之士，曾为“大锅饭养懒汉”这一严酷现实，发出过沉重而酸楚的喟叹！如今几年过去了，全国许多企业领导人，仍然在为无精打采的职工太多而愁眉苦脸。然而，记者在首都钢铁公司采访时感到，这里庞大的职工队伍（包括新近并入首钢的６万名职工）中，可称之为“懒汉”的人已经十分少见。首钢领导人自豪地告诉我：“现在，忠于职守，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已成为广大职工的自觉行动，无论是什么任务，只要承包下去，都能够按照规定的时限、标准，不折不扣地完成，这是因为，承包制把国家的富强、企业的发展同职工个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融为一体，‘大家多创、国家多收、企业多留、个人多得’的良性循环，把全体职工联结成一个奋发向上的集体……”
一滴水能反射太阳的光辉。本文通过一个首钢工人的素质变化，从另一个侧面来反映首钢承包制的巨大威力。
　　　　　　　　　　　　　　　　　　
我叫巴云孝，今年３６岁，是小型轧钢厂轧钢Ｌ班班长。１９７１年９月，我１９岁时从海淀区北安河大队来到首钢，当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谁知当了轧钢工，工艺复杂、劳动紧张不说，总感到处处受限制，不自在，再加上干好干坏都是每月４１．５４元，所以我们一起来的５０多个人中，有３０人又回农村去了。以后每月领工资时，我心里就嘀咕一阵子：是继续当工人呢，还是回去当农民呢？最后，是“等等看”的思想，把我暂时留在了首钢。
１９７９年，我爱人所在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当年就分得了４００多元。真是财大气粗，她对我说：“你们这么大的公司，４１．５４元拿了这么多年！再这样你就要求回来，我养活你！”堂堂五尺男子汉让老婆养活，这怎么行呢！正巧这一年首钢开始改革，给我长了一级工资，因此，我还是想等等看。
正当我思想上苦闷，行动上懈怠，守着现代化设备提不起精神来的时候，１９８１年开始实行的承包制，把我从忧郁、懒散中解救出来。当然，刚开始我并不真正理解承包制的意义，只知道多干多得，干不好挨扣（奖金），我开始克服“班上大松心，干活慢腾腾，吃着大锅饭，当个大头兵”的心理。后来，随着承包制的不断完善、强化和一系列的思想教育、作风锻炼，我认识到，我们首钢承包制好就好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处理得好，而且都是“一年早知道”。这时我打心眼里承认，我们工人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所有者，还是劳动成果的分享者；我们既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又是在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努力干。这样，我产生了要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技术素质的迫切要求，树立了争当优秀轧钢工人的坚定信念。
我入厂时只上过一年初中。１９８２年我通过在厂自学，取得了初中语文、数学的补习合格证。１９８３年底，我厂从加拿大引进切分轧制先进技术，在试轧的三四个月内我只休息了两三天，整天吃在厂里、住在厂里，根本分不清上班下班。厂领导见我这么拚命干，用专车送我回家，强迫休息，可我放心不下，第二天又挺着虚弱的身子回厂上班。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切分轧制４个月就达到了设计水平。从这时起，我决心要把有关轧钢的知识都学到手。于是，我买了几十本关于轧钢的技术书籍，下班回家边哄孩子边看书。晚上等家里人都睡觉后，再结合书上说的和我们实际做的写总结、作笔记。１９８４年４月，我学习轧钢孔型系统以后，针对我厂每天发生１０来次红钢不进切分轧机的故障，向技术科提出了修改孔型的设想。这一改，真的基本杜绝了故障。几年来，我提出革新、改进的建议３０多项，为发展生产贡献了力量。
这几年，我们首钢有许多新项目陆续投产，我厂一些骨干被抽去支援新厂，新上岗的同志技术上一时难以适应。我感到作为一名老轧钢工，有责任把有关切分轧制的经验教训传给他们。于是，我决心把自己参加切分轧机安装、试验、改进和操作调整的体会写出来。几年来，我几乎没静心看过一次电视，全家没有进城玩过一回。可以说，写书成了我的第二职业。至今我已写出８６万多字的轧钢切分技术资料，并从中归纳整理成２０万字的《小型连轧机轧制技术问答》。我争取年底写完第三册。
首钢创造的企业承包制，把我这样的昔日小农，造就成了现代化大生产的主人。政治上，１９８６年９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技术上，我现在已是９级轧钢工；经济上，每月收入从４１．５４元增加到现在的３３０元，我的家也改变了“院里柴火垛，屋内四角空”的状况。１０年改革使我深深体会到：承包制不仅是符合国情的改革之路，而且也是培养造就人的巨大熔炉。
　　　　　　　　　　　　　　　　　
在首钢，不只是巴云孝一人在变。他的变化，可以说是首钢职工队伍变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