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外交部举行科学实践会议 总结过去经验教训　提出今后对外政策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

　　苏联外交部举行科学实践会议
总结过去经验教训　提出今后对外政策
本报讯 据苏联《国际生活》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９期报道，苏联外交部于１９８８年７月举行“科学实践”会议，回顾了苏联近几十年来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对以往的外交政策失误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阐明了今后的外交任务及对外政策构想。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作了主旨报告，外交界人士和学者共３００余人出席了会议，分８个组进行讨论。８位副外长分别就不同的专题作了讨论总结。
会议认为，“国家内部生活的扭曲”对苏联对外方针产生“必然的影响”。３０年代的“专横”给对外政策“罩上了一层阴影”，“玷污了国家形象”。对国际主义原则同共产主义运动的相互关系的歪曲，使“情况更加严重”，对欧洲民主化的片面评价“严重破坏了反希特勒的统一战线”。５０年代“养成的‘关门’习惯”导致８０年代“退出日内瓦谈判”，加速了欧洲反苏“第二战线”的建立。“阿富汗的痛苦教训”不仅降低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名声。因此，苏共第１９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讨论和制定重要对外政策的决定，是苏联人民“历尽艰辛才取得的”。会议指出，新思维决定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方向，现实主义、利益均衡、以全人类的价值为重点，同等安全、平等对话、国际法高于一切，在国际事务中政治手段占主导地位等是苏联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
与会者支持新思维的主要前提是，在核宇宙时代，全人类的利益“应置于优先地位”，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的最高普遍原则”，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要保证国家利益，“必须理解人类普遍的运动方向”。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只有和平共处才能生存，因此，“不能把两大体系的对立看作是当代的主要趋势”。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对立“只能通过和平竞赛和和平竞争来消除”。
会议认为，卫国战争对形成苏联的安全概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当时，国家的安全取决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但是在今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与其说是武库，不如说是研制和生产新武器的能力”，即科学、工艺、生产设备和人才等方面的潜力，因此应把裁军放在对外政策的首位。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朋友，至少不是树立敌人”。
在讨论是否应以美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对象时，“与会者的意见并不完全吻合”。有人认为苏美关系可能出现“停顿”，应利用这种停顿“积极开展对西欧的工作”；多数人则认为以美国为重点“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关于欧洲问题，会议强调了建立“全欧大厦”的思想，认为欧洲正处在“历史新阶段的门坎”。与会者主张把裁减常规军备作为苏欧关系的“头号问题”。有人提出“不妨采取单方面步骤”裁减苏联驻欧军力；有人则认为这应当在“相互原则基础”上进行。多数人认为，没有欧洲国家参加，就不可能同美国解决裁减常规军备问题，试图把美国和西欧分开“是不会奏效的”。
会议强调苏日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亚太地区正在成为“工业和非军事社会的新堡垒”，而苏联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可能使它成为“欧洲和亚太地区的桥梁”。
在讨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会议强调要“吸取必要的教训”，不要重犯“缺点和疏忽”，在社会主义“多样性”及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必须放弃教条主义”，应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民主化”，承认“必须尊重国家利益，考虑各国特点和保持它们之间的利益均衡”。
会议认为，必须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既要考虑各国的特点，也要考虑苏联自身的“现实可能性”。
会议突出强调了经济在外交中的作用，提出要提高国家参加国际经济组织的效益，主张“拆除多年来使本国经济与外界隔绝的那堵墙”，这是保证苏联“在当今世界的地位问题”。与会者认为，“必须运用参加国际分工的一切形式、方法”和“世界惯例”，而过去并没有就此作出具体规划。他们认为，只有国内建立起在经济原则基础上的管理体制，“对外政治基础结构”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同发展中国家发展合作时，也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通盘研究”，明确哪些“应具有商业性质”，哪些“可以是优惠的”。会议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因此，“从经济上评价对外政策”，应当放在首位。
　　　　　（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