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集体农庄的成长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一个集体农庄的成长
本报记者 田流
（续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集体农庄是农民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乐园。什么人都会感到自己是集体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庄员郑述兴，在日寇侵占东北时期，是敌人工厂里的一个机电工人，是被机器轧掉了一只膀子的人。在旧社会里，这样的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依靠家庭供养——此路不通，他没有供养得起他的有钱家庭；那么，只剩另外一条出路了：去作讨饭的乞丐，最后饿死在路旁。但是，在集体农庄里，他有自己十分重要的工作可做。他是集体农庄电机制米厂的技术员。在他指导筹划下迅速安装起来的电力制米机，不仅把本农庄的近百万斤稻谷变成大米，及时向国家缴纳了水利管理费〔注〕，充裕地供应了庄员们的食粮，保证了把余粮更早地出售给国家粮食公司，还为桦川水利农场其他农庄制了数量很大的精米。他的制米厂三个月为农庄创造了三千万元的财富。一位年近六旬的郑老大娘，在集体农庄里也是个独立的人。她是那十口巴克夏种猪的养护者。每天红日东升的时候，她就在尽心尽意地清扫猪舍，烧煮猪食了。十口巴克夏种猪，被她喂得太肥，肥得不下小猪了。谈起这个“教训”来，老大娘就笑得没法，她说：“经一事长一智，以后可得按新法养猪。”
集体农庄的一切生产和工作，都是按着庄员们的特长分配的。在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组织了生产队、园艺组和牧畜组，设了一个制米厂和一个铁工厂。生产队有三十四名男庄员和十二名女庄员，在生产委员直接领导下，负责全农庄九十九公顷土地的全部生产工作。生产队按着农事的需要，编成若干小组，如春耕播种时分成三个小组，秋天收割时又分成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小组长、记工员和带班员——庄员们叫他作“打头的”。小组进行耕作劳动时，按生产的需要和每人的专长灵活地分工。如春天播种前，金根洙测看稻田“水平”最拿手，就派他专门看“水平”，别人播种。其他生产组织劳作起来也是这样。
合理地评工记分，科学地计算劳动日，是组织集体劳动发挥每个人的劳动热情的重要关键。这个集体农庄把男劳动力分成七级，最高的十一“分”，最低的八“分”；把女劳动力分三级，高的七“分”，低的六“分”。每一级都是差半“分”。另外，根据各个农业季节对于作物生长的不同的关系，每个季节的记“分”标准又不一样：春天最高；以后按顺序，每个季节降低半“分”。评定庄员的劳动“分”数时，是根据很多条件的，如劳动效率、质量、技术等，是都要照顾到的。在一般的评“分”记工以外，农庄里还有近乎奖励的提高“分”数办法，如金根洙看“水平”最有把握，就给他评十一“分”半，比平常最高“分”数还高半“分”。江太岳做田里活时顶多能得七“分”，但做木工活时，提高到九“分”、十“分”，这就提高了庄员的劳动积极性。
根据一九五一年的经验，庄员们已经感到这种评工计“分”的方法还有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随着公有财产的壮大，新式农具和农业机械的增加会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分”有最高额的限制、等级差额太小和男女劳动力分开评“分”，没有同工同酬。去年秋收时，他们曾想法克服这些缺点，实行定额管理：割稻时每一百二十捆（每捆重二十四斤）算一个“劳动日”。无论男女庄员，谁做到这个标准和质量都记一个劳动日，多作多得劳动日。这是个好办法，可以鼓励所有的人——不论是男庄员、女庄员的劳动积极性。今年将尽量推广定额计算劳动日的办法。
集体农庄里关于收获物的分配，是按照“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分配的。每个庄员都可以得到和他所做的劳动相适应的报酬。工作得越多越好，得到的报酬也越多越大。不劳动的人是得不到任何收入的。“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是保证庄员在集体劳动中“各尽所能”的物质基础，是提高和鼓励庄员的劳动热情、劳动积极性的物质力量。这个集体农庄全部收入的分配办法，就是按照这个原则的。就拿慎自成家为例吧，他家三个人参加集体农庄的劳动，他一九五一年共得二百三十四点五个劳动日（以十“分”折合一个劳动日），得到了一万一千四百九十斤稻子；他的父亲做了一百二十个劳动日，得到五千八百八十斤稻子；他的妻子因为三个月前生了小孩，没有参加劳动，分娩前做了三十点九四个劳动日，得到一千五百一十五斤稻子的报酬。因为他们参加的劳动不同，也得到不同的收入。当然，如果以他的家庭作单位，那他家的收入在全庄是较多的，共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五斤。而庄员都在岩虽然在全庄是个人做劳动日最多得报酬最大的——二百八十五点二个劳动日，个人收入一万四千七百七十四斤稻谷；但因为他家只有他一人参加农庄劳动，以户来计算庄员收入时，就不如慎自成家收入大了。
这个集体农庄的全部收入中，一部分交给桦川水利农场，作为向国家纳的税；一部分以公积金的形式留在农庄公有；其余一部分按庄员的劳动日分配给庄员。向国家纳税的数目是固定的，每公顷二千三百斤稻子，今年农庄每公顷收获八千四百三十斤，即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三弱；公积金按总产量百分之十缴纳；再扣除捐献及约占百分之六的杂支，其余的百分之五十六，完全分配给庄员。一九五一年，每一个劳动日可得到四十九斤稻子
（另外还有蔬菜、稻草等）；一个整劳动力的男庄员，最少的收入九千多斤，多的达到一万四千多斤。如果按庄员的家庭人口平均计算，收入最少的家庭，每人平均二千五百斤，多的达到三千三百斤。除了全年的消费，显然还会余剩很多的。农庄主席金白山同志说，为了扩大再生产和购买较重要的农业机器，庄员们决定一九五二年要以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至十五作公积金。我问他，这样作会不会影响庄员的个人收入？金白山同志说：“不会的，一九五一年，每公顷收稻八千四百三十斤；今年我们要达到每公顷收稻一万一千斤。庄员们的收入，只会大大增加，不会减少的。”这个集体农庄庄员今年要由三十六户扩大到六十户，耕地面积也将由九十九公顷扩大到一百六十公顷，这样大面积的平均产量能达到一万一千斤，真是十分可喜的。今年这个农庄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要由去年的二点五公顷提高到三公顷；就是说，一九五二年每个劳动力能收获三万三千斤稻子。这比单独经营一小块土地的个体农民，要多收获多少谷物啊！
〔注〕桦川水利农场的农民，把向国家纳的税，叫作水利管
理费。实际上包括水利费、农业税等。
幸福的生活
我在这个农庄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几天兴奋愉快的生活。这个集体农庄的成就雄辩地证明：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的农民，将逐步地走向苏联农民那样幸福的生活。
全体庄员都是丰衣足食的。每一家都住在去年才兴建起来的新房子里。房子整齐美观，向阳的一面是高大的玻璃窗。每一幢房子里都有电灯。家家屋里雪白的墙壁上贴着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像片或其他的新年画。家家都有一个书桌，上面放满了各种书籍和报纸。每户庄员有一所包括四个房间的屋子，两间作卧室，一间作厨房，另一间是储藏室。
全庄所有的农民，顿顿饭都是香气扑鼻的大米饭，只是有的家庭三个菜，有的家庭两个菜罢了。农庄主席说：在集体农庄里，想吃到差样的饭要碰运气的；因为全体庄员平常的食粮，有百分之九十是大米，只吃百分之十的粗粮了。
庄员的购买力是极大地提高了，并且还在提高着。用慎自成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三个月购买衣物用品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了。在这期间，他买了八十四尺布、五点七斤棉花、两双手套和一双高筒长靴，还有十八册新出版的书籍、杂志。
丰裕的收入，使每个勤劳的庄员都变成富裕的人了。他们不仅衣食住大大改善了，就是日用品也一天天讲究起来，香皂、毛巾等已变成了日用必需品。
庄员们的生活的幸福都是相似的，但也各有各的特点。就是在极短暂的访问中，也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这种区别和差异不是旧社会里的贫富悬殊，而是庄员们的爱好、志趣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到农庄主席金白山同志家中去的时候，他家里的妇女正在织草袋。在副主席李在根同志家里，四个孩子正在学习。庄员慎自成的妻子正在作豆酱，一筐筐一团团摆满了一炕。她说：“生活好了，大酱也比先前吃得多了。”
我住在庄员慎自成家里。他家六口人：两个儿子在学校读书，还有一个不满百天的孩子。家事完全由他年青的妻子照管。慎自成的父亲今年七十岁了，身体硬朗，满面红光，常常高声大笑。春耕、夏锄、秋收时，老人家都和年青人一样在田间劳动。冬天，北满天气太冷，慎自成坚决反对他参加脱谷工作，他才勉强地留在家里。前几天老人到打谷场一看，见稻禾还是堆得山样高，他向儿子说：
“再不完成，就要影响春耕啦！”不听任何劝告，又去打谷场参加劳动了。
慎自成是农庄的生产小组长。大家收工后，他还要到各处检查一番，安置安置，常常要比父亲回家得晚些。他回来后，像他父亲一样，也是洗脸换衣服。所不同的是比父亲换得还要彻底，从棉衣棉裤
一直到鞋袜，都要统统换过。最初我还以为这是他家特有的清洁习惯，后来才知道全体庄员都是如此。每个庄员都有两三套衣服，劳作时有劳作时穿的衣裳，平常有平常的衣裳。慎自成这平常的衣裳，是黑斜纹布面，里外三新。慎自成说，那些劳动好、劳动日多的庄员们，还有进城、过节、串亲穿的“不平常”的衣服。慎自成在农庄中是个中等人家，现在还只是父亲和自己有“过节”衣裳，妻子和孩子们虽然也有几件，但还不全。据几户能代表全庄的典型农户的材料，他们的被服衣物，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一年增多了十至十五倍。
用集体农庄几位庄员在集体农庄成立前后的经济状况对比，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集体农庄给了农民多么丰盛的利益。慎自成一九四八年是贫农，那年他刚来农场时，只有二千五百元东北币的财产。他回忆说：“我那时的全部财产，买不到三小盒火柴。”全家四口人，那年共收获一千二百斤稻子，每人平均只有三百斤。一九五一年集体农庄成立的第一年，他家六口人共收入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五斤，连不满百天的孩子计算在内，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了三千斤以上。这是这个农庄的中等人家，从这就可想见一般庄员的生活水平了。
从全庄最困难的庄员姜敬孝几年来的经济状况的变化，来看集体农庄农民经济上升的状况，是最明显不过的了。一九四八年姜敬孝刚来农场的时候，夏天没有单衣，腰里围着条破麻袋在田里耕作；那年他一家五口人收入一千二百七十斤稻谷。一九四九年他参加了第三农庄的第五组——集体农庄的前身，生活开始好转，除消费外还有了一千二百多斤余粮；一九五○年随着第五小组发展成为集体耕作组，姜敬孝的生活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去年第五耕作组发展成为集体农庄的第一年，姜敬孝共分得一万三千三百斤稻谷，全家五口，平均每人有二千五百多斤稻谷的收入；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十倍以上。我去访问他家时，同样看到了在别的庄员家庭中看到的新衣服；在他的书桌上同样摆满了书报。两年来，他买了三床新棉被，作了三十件单、夹棉衣，每天已能吃百分之八十的细粮了。农庄主席金白山的收入增加得最慢，只增涨了五倍多；但他家人口少，平均每人还是有三千多斤的收入。
丰裕的物质生活，直接促进和提高着庄员们的文化生活。全庄共有一百二十四个七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九个参军、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未计在内），其中有五十七个成年人参加了冬季夜校，八个青年在佳木斯中学读书，十六个高小学生、三十四个儿童在本庄的小学里学习。计算起来，全庄有一百一十五个人参加学习了，占应参加学习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八。我曾参观了他们的冬季夜校。因为天气冷，他们按着班次，分别在五个地方上课。第一班的妇女们，背着她们的孩子，围在电灯下，热心地认真地学着单字，高声朗诵着“我们的国家”，“爱国家”。那位四十八岁的妇女黄福顺，学习得尤其热心；当教员指定她领头朗诵时，她读得口齿清爽，一字不差。农庄主席说：“除劳动外，看书读报已成为庄员的重要生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庄员们除了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各级学校读书，自己也参加了冬季夜校以外，在劳动的余暇，在自己家中，还有着很广泛的文化生活。在全庄三十六户庄员中，订着“松江日报”“东北日报”“东北朝鲜人民报”等三十五份报纸，订着
“学习”“新农村”“时事手册”等九种刊物共三十四份。平均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份报纸，一种刊物。庄员们对知识的追求是热烈的，兴趣是极其广泛和多种多样的。每个庄员的书桌上，几乎都有
“社会发展简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米丘林生平”“我们的目的是共产主义”等书籍；但在每个庄员的书桌上也都可以发现各自不同的图书。在慎自修家里，我就曾看到了“新文学教程”“婚事”“戏曲选”和歌曲集等文学艺术书刊。
这个集体农庄，对周围农村的影响是很广泛很深刻的。桦川水利农场的其他各农庄上的农民，都纷纷要求参加新农庄；农场周围农村的农民们，也学着它的榜样，开始在本村建立农业合作社。堆峰里村的农民，在中共支部书记马清山同志领导下，将有十多家也要组织集体化耕作组了。这个集体农庄，已成为附近农村的旗帜。农民们从集体农庄看到了自己的明天，找到了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
灿烂的前程
在访问过程中，我一刻比一刻更强烈地认识到集体农庄的优越性。
集体农庄的庄员的劳动生产力所以能迅速提高，土地收获量所以能日益增加，是因为集体农庄制度比现在农村中存在的任何农业经济形式具备着更多优点。虽然这个集体农庄的耕作，大部分还是运用原来的农具和简单的农业机械，虽然田间劳作还是主要靠着人力和畜力，但是，因为他们把农具联合了起来，把个体的小农经济联合了起来，便已经显示出它的各种优越性来了。这种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将随着耕作的机械化，一天天更加明显和发扬起来，集体农庄可以合理地使用农具和耕畜，能够发挥每个人的特长，组织各尽所能的集体劳动；因此，也就使他们的劳动效率极大地提高起来。
普通农村中的个体农民，耕种着很少的土地，而且分散得东一片西一片。他到自己的田里工作，有好多时间浪费在走路上。加上他的每一块土地都有或宽或狭的地界，又白白荒废了不少有用的土地。这个集体农庄的农民，耕种的是国家的土地，不像一般农村那样分散零碎；但没有成立集体农庄以前，同样也有个体农民的其他弱点。比方，要过日子就要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喂养耕牛，准备种子，修理农具，到市上去购买和出售日用品和粮食等等，这就占去了很多的劳动时间。以购买日用品来说吧：他们住的地方距佳木斯市四十里，买一点东西也要跑到城里去。往返八十里，紧跑也得耽误一天工。现在各庄员把需要的东西告诉农庄管理委员会就统一买来了，又省工，又省盘缠。今年农庄自己的合作社就要成立起来，那时就更方便啦。
这个集体农庄是种水田的，一年收成好坏，是由灌溉决定的。没有集体以前，各农户总是因为用水的事情闹纠纷，雨水多的时候，高地要排水就淹了洼地。天旱的时候，近地抢水又旱枯了远地的稻秧。争来夺去，不是不能适时适量灌溉，就是把水浪费了。不管怎样，都影响了稻田的产量。组织起互助组后，用水的纠纷少些了，但又产生了早种晚收、早除草晚除草、收工迟早、地远地近、评工记分不公平等矛盾。集体农庄克服了这一切矛盾，全庄的生产都按计划进行，再没有什么纠纷和矛盾了。
原来农庄一带是一片大草原。国家建立农场后，才有人来耕种，但仍是人少地多。因此，前几年耕种很粗放，稻田都是用“撒播”的办法播种，产量很低。几年来，经人民政府一再提倡，才改成条播。但是，没有条播机，只是用犁耠开一条沟，然后把种子一行行播下去，七、八个人，一天才能播一公顷，效率太低。在个人耕种一小块土地的时代，农民是没法克服这个困难的。集体农庄就不同了，人多力量大，买来了播种机。在集体劳动中变得更聪明更有创造力的集体农民，去年还创造了一种条播机。它由一个人操纵，每天能播种一公顷半地，效率比买的还高，比手播快了十多倍。现在农庄播种、除草、脱谷、制米，都已初步脱离了笨重的体力劳动和手工劳动。一九五二年桦川水利农场正试用水田收割机，成功后农庄也将购买。集体农民常常炫耀地向附近农民说：“你们也快集体吧，像我们一样用机器干活，多好啊！”我曾问一个在脱谷机上操作的庄员：现在劳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他自豪地说：“如今我们干活，和工厂不差啥，电门一开，一齐动作，干得快，做得好，人也轻快。”
集体农庄这一切优越性联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庄员们的劳动效率，使他们能够扩大耕地面积，能够实行深耕细作，能够改进农业技术。这许多措施的必然结果，就给集体农庄带来了一年更比一年大的丰收。今年，农庄的全部稻种，都是经过试验适合本地生长的优良品种；农庄的全部土地，都要实行进步的“旱直播”和“水条播”，根本消除粗放的“撒播”作业。夏季要多除一遍草。还要设立
“作物试验区”，以便全面地有步骤地改进农业技术。因为有了这些措施，虽然农庄庄员的平均耕种面积由二点五公顷提高到三公顷，每公顷的产量仍然要由八千四百三十斤提高到一万一千斤。
集体农庄的好处，是它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产量，使每一块农庄的土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收；使每一个勤劳的庄员，都一天天过得更富裕，永远摆脱了穷困、破产的威胁和人剥削人的制度。
这个集体农庄的农民们相信，他们的集体农庄在今后会给他们更多的谷物，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富裕起来。
一九五二年，这个集体农庄会变得更繁荣更美丽。学校、托儿所、合作社、办公室和俱乐部，都将兴建起来。庄员将由原来的三十六户扩大到六十户。耕地面积由原来的九十九公顷扩大到一百六十公顷；每公顷的产量也将由去年的八千四百三十斤提高到一万一千斤。
“欢迎你明年再来，那时我们农庄会更好些。”归途中，我久久地想着临别时农民说的这句话。我想着十多天来同庄员们一起度过的幸福生活，想着那一个个兴奋、愉快、充满自信的面影。每一个庄员都从集体农庄已有的成就中，看到了自己的灿烂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