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苦朴素的程悦长师长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坚苦朴素的程悦长师长
王玉胡
简单的房间
我走进了程悦长师长的房间。这房间的简单朴素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所本来不大的房子隔成两间，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张长方形的办公桌，和几张破旧的沙发。书籍、文件整齐地分放在两个窗台上，各种报纸整齐地放在一个没有油漆的报架上。卧室更是狭小，妻子和小孩们的一张大床，和自己的一张小床几乎挤满了房间，再加上一些用具，这房间简直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看到这些情形，不由随口说道：“师长还是这样朴素啊！”程师长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道：“这算什么朴素，比起从前舒服得多了。战争的时候，在冰天雪地里睡觉，跷起腿就是办公桌，那还不是一样工作。”我说：“现在的环境不同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程师长便打断了我的话。他说：“现在的环境还是必须坚苦奋斗的环境。正像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我们的革命才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必须保持坚苦奋斗的传统，才能换得长远的最后的幸福生活。”说到这里，程师长谈起有些同志，他们从外面回来，总喜欢谈论、夸耀那些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华美精巧的家具和陈设，关于那里的斗争情况、工作经验，总很少提到。程师长对这种情形感到很痛心，并严肃激动地说道：“我们这些同志，应该说他忘了本！忘了过去的战斗和今天的任务，忘了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戈壁滩上生产的战士，忘了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说到这里，他回忆着，并且讲着很久以前的
一些老战友的英勇牺牲的情形，沉痛地说：“当时，这些同志无论在那方面都比我强得多，可是他们不幸牺牲了！他们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大家的长远的最后的幸福生活！现在距离长远的最后的幸福生活还很远，而我们就想享起福来，这怎么能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呢！”程师长的话打动着我，像是又把我带到烈焰腾空、子弹纷飞的战场上，使我又一次受到战斗的考验和教育。
两条破旧的棉被
我走进了程师长的卧室，因为没有凳子，我顺便在床铺上坐下来。这狭小的房间，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条破旧的棉被。我看了又看，好像对它非常熟悉。我不由问道：“这还是一九四八年打宝鸡的胜利品吧？”程师长听了笑了笑，说道：“呵！你还认识它呢。”我也笑着说：“也不太认识了，这草绿被面快洗成白的了。”这时，程师长又笑着说道：
“这个胜利品快成为纪念品了，盖着它就永不会忘记过去的战斗。”这两句话好像很平常，可是却在我的脑子里打起转来；我觉得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意思。这使我联想到：一九四六年在陕甘宁边区的时候，也是为了他的一条破旧的棉被，他也曾说过类似今天的话。那条被子是一九四○年由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带回陕甘宁边区的，一直盖到一九四六年；当时已经破烂不堪。供给部曾屡次说要给他补充一条新的，可是却一次一次地被他拒绝了。直到全师指战员普遍补充了一条棉被时，他才要了一条。记得，这件事情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正是日本投降以后，在不少同志的意识里，滋长着一种和平麻痹、“下山享福”的思想。程师长这种坚苦朴素的作风，曾像警钟一样，使大家清醒起来……想到这里，我不由说道：“师长，你还记得张村驿
（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地方）那条被子吗？”程师长听了说道：“记得，所以……”说到这里，他指着这条在宝鸡缴获的旧棉被继续说：“它还能盖好几年啊！”戒纸烟和其他
从前程师长吸烟很多，特别在工作繁忙和考虑问题的时候，几乎是一根接一根地吸；因此也曾使他害着很严重的咳嗽病。为了这一点，别人也曾劝他少吸一些；但是，过多吸烟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很难改变了。前些时候，我到程师长家里，他拿出纸烟来招待我，可是他却一枝也不吸了。我奇怪地问道：“师长不吸烟了吗？”程师长说道：“花费太大，戒掉了。”我听了说道：“吸烟能花多少钱呢？”程师长紧接着说：“可是不少啊！全部的津贴费、保健费还不够呢！”我说：“差不多少吧？”程师长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按说应该差不多少了，可是，人心不足啊。”我听了最后一句话，似乎有一点摸不着头脑，程师长大概也看出我有些茫然的神色，于是，便对我解释说：“你还记得吗？咱们打榆林（地名）的时候，草烟叶找不到，只好弄来树叶子当烟吸，那时不也过去了吗？后来，能抽到纸烟，那怕是最坏的纸烟也是宝贝。可是现在纸烟多了，就挑选起来，不好的吸不上口了。前些日子，我算了算账，每个月的纸烟费已超过我应开支的数字，要再这样下去，就得违反制度。所以我决心戒掉，再不吸烟了。这样，对我的身体也有好处。”他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感到他在任何一个小的地方，都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这使我忆起了他的一些往事：
记得在战争的年代里，每当他的伙食好一点的时候，他便告诉炊事员们：“千万不要超过供给标准啊！”有一次，他知道菜金已经超过了供给标准，可是炊事员又买来一只鸡，于是，他严厉地对炊事员说：“供给标准超过了，那里还有钱买鸡呢！”炊事员说道：“不怕，我有办法。”程师长有些生气地说道：“你有什么办法！花的钱如果记在我程悦长的名下，用我一个月的津贴恐怕也还不清。”炊事员听了，不由笑道：“怎么能让首长出钱呢，我是说……”师长不容他说完，便命令道：“还有什么说的！”炊事员本来想说明：这个月的亏空，可由下月的菜金补上。可是，程师长不容分辩地打断了他的话，使他无可奈何地把鸡退给了原主。当时，炊事员似乎还有一点不高兴，可是，事后一想：程师长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遵守供给制度，为了替人民节省吗？想到这里，便由一时不悦的心情，又变成对程师长的敬爱。
记得也是在战争的时候，那是部队休整期间，他的妻子从后方带着孩子们来了。两个孩子的衣服，已经破烂得不像样子，他的妻子曾想让组织上帮助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可是，程师长不同意：“全师的孩子多着呢！如果都让组织上特殊照顾，组织上照顾得起吗？”后来，他看着孩子们的衣服实在穿不出去了，便暗自借了警卫员的一丈多布，为孩子缝了两件衣服。其实，程师长很爱孩子们，他很注意对孩子们的思想性格上的教养。比如：他常常给孩子们讲着打仗的故事。看戏的时候，像对大人
一样，给孩子们讲解着戏剧的内容，甚至像小孩子
一样地同他们打闹。但是他厌恶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特殊的照顾。特殊照顾会养成孩子们本来没有的虚荣、享乐等观念，对于培养他们上进、自立、勤劳等性格上，会有很不好的影响。
和士兵同甘苦
“和士兵同甘苦”是程师长一贯的作风，也是他带兵的一条原则。这方面的事情太多了，我想只举进入新疆以后，在剿灭乌斯满匪徒时，我所亲眼看到的几件小事。
战士们的汽车要发动了，程师长的吉普车的司机跑来问程师长：“发动车子吧？”程师长听了，说道：“还发动什么车子，大汽车不是一样能坐吗？”于是，程师长把大衣交给警卫员，敏捷地跳上了战士们的汽车。这时，大汽车的司机跳出司机棚，恳切地向师长说：“请到司机台坐吧！”程师长说：“好了，我已经坐好了。”司机仍恳切地说：“走起来灰尘很大，还是坐司机台吧！”程师长说：“上面好，上面能游山观景，能摆‘龙门阵’，还能睡觉，关在你那小棚棚里，我可受不了。”他说着笑了，车上的战士们也笑了，闹得司机也没有办法。汽车开动了，程师长和战士们又说又笑，高高兴兴地奔向剿匪的前线。
在追歼匪徒的过程中，生活非常艰苦，特别当后方补给不能按时供应和进入没有一根草木的沙滩时，时常闹着粮荒、水荒。在这种情形下，程师长时常忍着饥、渴，把自己带的干粮和水，交给战士们吃、喝。警卫员为了这件事常常心焦，并时常瞒着程师长偷偷储蓄一点干粮和水，可是一旦被他发现，便统统拿来发给大家。有一次，上级指挥部给他捎来了一些酒和纸烟，他均分了很多份，分给其他指挥员和战斗员。他时常和战士们一同拾牛粪
（戈壁滩上唯一的燃料），寻找着野葱、野蒜（荒山中难得的菜蔬）。这一切，都对下级指挥员和战斗员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记得曾有这样一件事情：指挥部有一个炊事员，因为他是广东人，人们都以开玩笑的口吻叫他“老广”。他的动作很迟缓，指挥所的饭常常吃在部队的后面。为了这一点，也曾引起一些人对他的不满，可是他还有一点不服气，时常和一些同志顶几句。一次，因为柴草潮湿，火横竖烧不着，有一个通讯员说了他几句，他便红着脸说道：“你们有本领来试试看！”说着一屁股坐在地下索性什么也不管了。别人烧了半天，也是烧不着。后来，这事情被程师长知道了，他走过来看了看，说道：“柴草堆得太多了，火坑的风向也不对头！”说着就要亲自动手。这时，炊事员很不安地站起来了，说道：“还是我来吧。”程师长笑了笑说：“好，我来给你当参谋。”在程师长的指点下，火很快地烧起来了，炊事员也高兴了。这时程师长对炊事员又凑趣地说道：“打仗要有战略战术，做军事动作要懂要领，做饭这玩意儿也得要用脑子钻研啊！”程师长虽然是开玩笑地说了这几句话，却深深地打动了炊事员的心。从此以后，他的动作迅速起来了，一方面因为他经过钻研，办法多了，一方面他总耽心程师长再亲自动手。
部队到了北塔山，暴雨突然来了。有些同志急忙躲到石洞里。石洞很小，人拥挤着。马匹、粮秣、弹药和继续到达的部队，都淋着雨。这时，程师长骑着马从后面跑来了，他决定就地宿营。他下达了命令以后，立刻跳下马来，喊来几个同志，亲自和他们一起搭帐篷。他淋得浑身是水，警卫员一再请他到石洞里避一避；可是，他仍然继续工作。帐篷很快搭好了，他又去督促部队搭帐篷。在他的影响下，躲在石洞里的人都纷纷跑出来搭帐篷。一顶顶帐篷很快地搭起来了，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避过了暴雨的侵袭。
师长和家庭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部队正准备从酒泉进入新疆。程师长忽然接到一封家信。这对程师长是一件意外的事，因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他的两个哥哥先后被国民党杀死，房子被烧毁，母亲被逼得沿街乞讨，他以为他的家庭早就不存在了。可是这封家信却告诉他：母亲还活着，两个侄儿也长大了，家里的生活虽有些困难，但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眼前还可以勉强维持。程师长非常高兴地看着这封信，并对大家讲起故乡和母亲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使我感到：他充满着对故乡和母亲的热爱。故乡，湖北黄安县上城家村的一切，就像摆在他的眼前。特别是背靠偏僻茅山的几间小房，小房下的地窖，门前的稻田，对面高山上通向城里的大路……更使他怀恋。因为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背靠偏僻茅山的几间小房，曾一度成为革命地下活动的据点。当时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大哥还是中心村的支部书记，他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因为县委的同志经常隐蔽在他的家里进行革命活动，便在小房下面挖了一个地窖，在这个地窖里经常印着传单，讲着革命的道理。当时他经常被派到门口放哨，望着对面高山通向城里的大路，一旦有什么动静，便很快报告，好让县委同志们藏起来，或者从后面的茅山跑开。这样过了不久，“攻打黄安城”的消息传开了。一天，果然接到了上级关于打黄安城的通知，他踊跃报名参加了这次战斗。黄安城打开不久，又被国民党匪军占去。国民党匪军对四乡进行了残忍的烧杀。可是这并没有把革命的火焰平熄，大家暂时把枪藏在布条山里，等国民党匪军回城以后，便正式组成了人民游击队。当时，他也是踊跃参加的一个。这时，在游击队里经常听到红军的胜利消息，他希望亲眼看到这支革命军队。特别当一九二九年，大哥被国民党杀死，房子被烧毁，母亲流落街头乞讨时，他更希望早一天参加这支军队去报仇雪恨。愿望终于实现了。一九三○年他们的游击队和红军会合了，并正式改编为红军。从此，他正式成为一位坚强勇敢的革命战士。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斗中，曾立过不少战功，特别在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也是他二哥光荣牺牲使他仇恨更深的时候，他曾在一次战斗中起了决定作用。这一次上级把他由副班长提升为排长，并奖给他一套有“列宁章”的衣服，还让他在大会上讲话。他因为讲不出话来，还急得哭了一场……这一切回忆，使他更感到故乡的可爱。母亲，头发花白的母亲，更使他怀念。
说到自己的母亲，程师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西安“双十二”事变以后，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红军改为“八路军”，打的旗子，穿的衣服，戴的帽徽、袖章，都要改换。这曾引起一些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很大不安，他也曾为这事伤心。可是经上级解释：“这是适应时局和政策的变化，革命军队的本质是永远不会变的。”以后，也就心平气和了。当时，程师长曾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母亲。因为信上没有交代得十分清楚，不久便接到母亲的回信。母亲气愤地质问他：“你们为什么变了呢？真要把我气死！”信上也反复地嘱咐着：“不管怎么变，你们的心是不能变的！你们的心要永远是红的！记住，要是你们的心变了，就不要回家，就不是我的儿子！”这些话一直深深地印在程师长的心里，这些话也常常像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他更加勇敢。这样坚强的母亲是多么可爱呀！现在她已经是八十三岁的人了。在这次来信中，也曾说到她怎样受尽了国民党的折磨，可是她仍然是一位倔强的老人。在解放后的今天，她并没有提出让儿子去看看她。这更增加了程师长对她的怀念和热爱。可是程师长却丝毫没有引起回家的念头。因为他知道能够和家庭通信，了解到家庭的情况，这确实是一种用战斗换来的幸福，可是他认为：这不过是幸福生活的开始，照他的话是：“嘴里总算刚刚有一点甜味了。”因此还必须用战斗来保证这已得的胜利，争取永久的幸福生活。于是，他很快地放下对故乡和母亲的回忆，带着队伍向遥远的祖国边疆挺进了。到达新疆以后，他收到了第二封家信。这时程师长正在北塔山一带剿匪。留在家里的袁政委，从信上看到他的家庭生活有困难，便请示组织，要求给他的家庭
一些帮助。组织上批准了，除发给五十块白洋，还给地方上写了信，请地方上加以照顾。程师长从前线回来了，袁政委很高兴地把信交给他；可是当袁政委把钱交给他时，却被他拒绝了，他说道：“我应该感谢组织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可是钱是不需要的。家里的困难有地方政府帮助克服就行了。这是革命的分工。”袁政委说道：“当然是这样。可是组织上的一点照顾，对家里总算也是点安慰。”程师长又道：“咱们每个干部、战士都是有家的，如果都这样，要好大的开支呀！再说，地方上的照顾，已经是很大的安慰了。”说来说去，程师长横竖不要这笔钱，他总是说“有地方上照顾，有革命的分工”。这时，袁政委又看了看信，思考了一下说道：“从信上看来，地方政府是尽力照顾了，恐怕由于当前财政困难，力量还是有限的……”没等袁政委说完，程师长便截断了他的话：“这不要紧，两个侄儿已经长大了。他们这两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要是养活不起一个老祖母，是说不过去的！”说到这里，他马上给两个侄儿写起信来，简直使袁政委没有插话的机会。过了些时候，匪情基本上平息了，生产地区的工作，也已大体就绪。程师长似乎也稍微轻松了些。上级曾向程师长提出：有机会可以回家去看看。这时，他曾激起回家的念头，对故乡和母亲的怀念更加深了，也更觉得故乡和母亲可爱了。故乡的小房、茅山、稻田、地窖、大路，以及年老的母亲的坚强、慈祥的面孔，也时常在脑子里浮现。可是，就在这时，他接到了第三封家信：他的母亲逝世了！这对程师长是多么不幸的消息！可是程师长没有哼声，他压制着内心的悲伤，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估计，如果让别人知道了这件事，又会使组织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他暗暗地借了警卫员和两个参谋的钱，再加上自己两个月的津贴费，一共凑了一千五百元新疆币，用航空信寄回家去。这消息终于很快被大家知道了，在师党代表大会上，党对程师长廉洁奉公的革命作风进行了表扬，这消息传遍了全师。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深深地为这件事受着感动和教育。
（原载二月二十七日“新疆日报”，文字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