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保尔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中国的保尔
张则孙
一走进高士其同志的客厅里，就感到景象完全变了。
过去，这里琳琅满目，几乎是红领巾的世界。有布的、绸的、尼龙的红领巾；有孩子们的小手做成的飞机轮船模型、半导体、地球仪、小画册、黄杨木雕、景颇族的绣花袋。不少礼物署着用高老名字命名的少先队和科技小组。千万个红领巾在这里表达了他们对高爷爷的敬爱和感激之情。
但是现在呢，这些都被大块的白布盖住了，成了哀悼他的灵堂。台子上有他家属献的花圈和挽联，中间是他年青时的照片，还是那么英俊潇洒，那么朝气蓬勃，那么“帅”。
从这个照片上，我依稀地找到了５７年以前我认识的高士其。１９３０年秋冬，他和我的姨父李公朴先后从美国回来。不久他到南京中央医院任检验科主任。但是，他看不惯医院的腐败，多次和院长抗争，关系破裂，愤然辞职。１９３１年初，李公朴请他搬到我们家住。他比我大十五六岁，但是他童心未泯，我们都能谈在一起，玩在一起。平时他虽然动作稍有迟钝，但还比较正常，只是每隔几个星期就要犯一次病。犯病时，两个眼球向上翻，双手抖动，全身僵硬，他那富有表情的脸也变得呆板，有时说话也听不清了。每次开始是一两个小时，后来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在１９２５年从清华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化学系学习，后来转学到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接着又在芝加哥大学专攻细菌学，他攻细菌学，是因为他从他死于白喉的弟弟和死于霍乱的姐姐那里，懂得了细菌是杀害人们的“小魔王”。研究如何战胜这些可恶的“小魔王”，是挽救祖国人民免受细菌灾害的有效武器。１９２８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细菌学硕士的学位，并且被聘为细菌学系实验室助理。开始，他研究“食物毒细菌”。为了研究细菌对人体的危害，他不顾同事的劝阻，以自己的身体作试验，吞食了一种名为“Ｂ·Ａｅｒｔｒｙｃｋｅ”的病菌苗，还作了详细的记录。接着他又集中研究脑炎病毒。也正在这时，一个对他的致命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在用显微镜做试验观察时，装有病毒的瓶子突然破裂，一个“小魔王”从他的耳朵里钻进了小脑，破坏了他的中枢运动神经，经过多次治疗也未见效。因此，他不能不在１９３０年中断了他的博士论文，提前回国。
１９３２年，李公朴去上海筹办生活日报，并在后来创办了读书生活半月刊。这时他邀高士其到了上海。从此他就开始走上了科学小品和儿童文学的创作之路。
１９３７年，他去了延安。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去看了他。同年１２月，在他病情加重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我和姨父姨母也到了延安，我们一起去中央干部休养所看望了他。那时他病的厉害了，经常坐在椅子上，行动困难、说话不清。但是，他仍是笑声不断，英姿焕发。病菌摧残了他的身体，却摧残不了他的精神。他热情地告诉我们，他没有也不会放下手中的笔，他要用这个武器不仅同细菌“小魔王”，而且要向日本帝国主义和黑暗的社会制度这个“大魔王”继续战斗。
１９３９年４月到１９４９年，他辗转于重庆、香港、广州、桂林、上海、台湾等地，寻求治疗，仍未见效。１９４９年他从台湾回到了大陆，参加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五星红旗下继续创作。
从高老最初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的“细菌的衣、食、住、行”和“我们的抗敌英雄”起，我就热爱他的科学小品。这些科学小品，形象地以第一人称、拟人的手法，用生动活泼、娓娓动听的故事，深入地探索了从人们眼睛看不见的微小细菌，到无垠的宇宙的秘密。科学要用逻辑思维，文艺必须用形象思维；科学是严谨的，文艺却有些浪漫。它们像是油和水，格格不入。高老极其巧妙地将它们共冶一炉，他是中国创造性地、通俗地把科学和文艺结合起来的一个创始人。
１９７５年，我从湖北回到北京以后，又常常去探望他。他已经年逾古稀，病情更加恶化。所有行动，几乎全靠那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他身上的妻子金爱娣。衣服她给穿，吃饭她给喂。虽然高老僵硬的手经过锻炼还能握笔，但写一个字有时要花一两分钟。他说话听不清，有时只能嗯嗯的出声。这些也只有她和儿子高志其才能翻译。即使这样，他仍然顽强不屈地不肯放下手中的笔。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他亲笔写下了自己的座右铭：“我能作的是有限的，我想作的是无穷的。从有生之年到一息尚存，我当尽力使有限向无穷延伸！”
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热爱人民，对党忠贞，天真纯朴，没有私心。他用５００多万字的科普和文学作品，陶冶了几代人，受到了青少年的热爱，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在中国科学史和文学史上谱写了一曲身残志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光辉乐章。苏联有个保尔·科察金。中国有个高士其。他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