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容亵渎——河南两起挪用征地款案引起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法律不容亵渎
——河南两起挪用征地款案引起的思考
本报记者 刘国胜
祖祖辈辈靠耕耘而生存的农民，一向视土地为珍宝。不稼不穑，胡为餐兮？
但是，在某些人眼里，土地却成了他们大捞一把的“资本”。一些地方的干部无视党纪国法，或乱占耕地，或在征用过程中以权谋私，随意侵占、损害农民利益。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近年来因土地问题上访的，所占比例已上升到第一位，有的甚至酿成恶性事件。
从记者接触到的两起案例来看，有的地方能够认真对待，严肃查处，因而受到当地农民的信赖和拥戴；有的地方则草率从事，使事端和纠纷越闹越大，以致影响社会安定。河南的濮阳、安阳两地对同类事件的不同处理，就是一个鲜明对照。
胡村案的启示
１９８８年９月初，中共河南濮阳市委发了一个文件。文件批评了原胡村乡少数领导干部及有关人员违法乱纪，大量动用、挪用群众征地款，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经过９个多月的努力工作，已基本查清了群众揭发的问题，追回被擅自动用、挪用的征地款４５６万元，追回征地款利息１５万元，追缴赃款４．６万元，查出并收回隐匿款４４万元，共计５１９万元。对案件所涉及的有关人员，根据其错误和犯罪事实，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其中党纪处理５人，政纪处理１人，法纪处理６人。
消息传出后，群情欢动，人们举杯庆贺。当地群众给濮阳市领导、市机关送来了匾旗，上面写着：“正本清源”、“党纪生辉”等字样。张海村一位８３岁的老党员感触颇深，他逢人就说：“这才叫真共产党呢！”
在濮阳，为什么能出现如此动人的场面？很显然，他们真正做到了“秉公执法”。
当群众多次反映原胡村乡领导干部大量挪用征地款的严重问题时，濮阳市委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涉及农民利益的大问题。
原胡村乡党委书记申相轲、副书记赵建增、乡长晁留群等人凭借手中之权，采取各种手段随意动用、挪用群众征地款。自１９８４年以来，仅乱提管理费一项即达６９万余元，全都用于建家属房、购车和请客送礼。一些犯罪分子也乘机贪污、私分，到头来遭殃的是无权无势的农民。
该市组织起联合调查组，一查到底。胡村案涉及该乡１１个乡直单位、８个行政村，还涉及到乡外的一些单位和个人，共涉及人员４５人。如此复杂的案件，若不组成联合调查组，不采取组织措施和法律措施来查办，显然是难以查清的。
当地农民曾流传过这样的顺口溜：“种田没地，做买卖没本，当工人没后门，还有没有农民的生路！”如今，在濮阳再也听不到那种顺口溜了。正像市委文件指出的，像胡村乡挪用、动用征地款的事在濮阳绝非仅有，为了有效地制止此类问题的发生和蔓延，必须抓住典型公开处理。
红旗村的教训
然而，濮阳市近邻、安阳市郊，有个红旗村，也同样发生了一起挪用征地款案，至今未能彻底解决。相比之下，红旗村案似乎更耐人寻味。
自１９８３年以来，该村土地被连续征用５５４．８４亩。从１９８５年开始，该村领导干部便擅自向外借款，有的借给单位，有的借给个人，有的有利息，有的无利息，有账可查的共借出２７３万多元。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红旗村６个村民小组派人到东风乡政府反映过征用土地款被挪用等问题。自此之后，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该村村民多次到乡、区、市、省以及中央反映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最后，１４３３名群众联名向中央写上访信，要求依法办事。
起初，东风乡红旗村的问题并未引起安阳市领导同志重视。直到去年９月，市里才统一了认识，认定红旗村的问题属于挪用，违背了国家土地管理法。可是，他们又认为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条文不够具体，“没有量刑标准”，因而不好处理。
记者曾询问市领导同志，有哪一位去红旗村调查过？回答没人去过。是否同农民代表直接对话过？也没有。直到去年９月，他们才同农民协商对话。
既然承认擅自挪用征地款是违法的，却又迟迟不加处理。一位领导同志还说：“国家颁布了那么多法，我们根本记不住，过去我就不晓得还有个土地管理法，看也没看过！”因而有人说，看来我国普法教育的主要对象，首先应当是各级领导干部。与此相反，红旗村的农民对土地管理法却相当熟悉，而且还自发地组织群众学习过。
市里领导同志曾表示，要把借出的征地款限期追回。事实上，至今也未全部还清。其中一笔借给农工商联合公司用于建筑商业大厦的１００万元，由于大厦建筑成了“半截子”工程，该公司现已无力偿还。
当地一些同志说，我们不赞成群众集体上访，更不赞成人们成群结队地到政府机关施加压力。但是，作为权力机关，则有责任耐心、及时地接待群众来访，真诚实意地认真解决群众的疾苦和合理要求。特别是对违犯法规的事，各级政府机关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自觉维护国家法令。法律不容亵渎。随意动用、挪用农民的征地款，不仅违反了国家土地管理法，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还可能给农民的生活直接造成威胁。
在法律面前，在涉及到农民利益的大问题上，我们应当作出明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