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泪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信访调查

　　证人泪
本报记者 郑德刚
前些时候，辽宁朝阳市凌源县沟门子乡付贵莲来本报上访，反映她父亲付有田１９８４年在当证人时，由于朝阳市委和凌源县委联合调查组个别成员的违法乱纪，致使他身心受到损伤，精神受到刺激。多年来，付贵莲为父亲到处申诉，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前不久，记者就付贵莲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不同凡响的调查组
事情起因于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当时，调查组来到凌源县沟门子乡，调查凌源县委一位副书记的有关问题。由于这位副书记曾在沟门子乡生活、工作过，临行前，调查组副组长、凌源县纪委书记孙世明让人从县公安局借了一支手枪和１０发子弹，随身携带，以防“不测”。调查组一到沟门子，孙世明就要求沟门子乡招待所把调查组的人住的房间的钥匙交出来，门要有闩棍，没有窗钩的要安上窗钩。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泄密，保证安全。
　　　　付有田一家
调查组的工作方法是十分“特殊”而令证人生畏的。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下午，沟门子乡塔沟村的一位干部把付有田叫到村部，接着一辆小汽车将他拉走了。一晃五六天，家里人不知道付有田的去向。付有田的老伴为此急得不吃、不喝，也不睡，硬要找村干部要人。直到１２月１８日晚，付有田满脸泪水，跌跌撞撞地摸进自家的院门。当天晚上，付有田躺在炕上，一会儿痛哭不止，一会儿喃喃自语。
原来，付有田被调查组的孙世明等人接走后，被车拉到距沟门子乡一二十公里的四合当乡。调查组的人让付有田出证。付有田因记不清１０多年前的事情而不愿出证，孙世明便说：“你不老实交待问题，我通报你全县，我有权处分你。”调查组的另一成员也说：“你要党票不？到时把党票给你拿下来，对你的子女都有影响！”付有田感到十分为难，１２月１５日清晨４点多，他偷偷地从屋里出来，在几眼井前徘徊了两个多小时，想一死了之；但又觉得这样死，不清不白，才没有寻短见。当天晚上，孙世明来到付有田住的房间，突然掏出一支手枪向付有田炫耀了一番，然后出门把房门反锁上，接着又在外面放了一枪。几天的威逼恫吓，付有田终于出了证。事后他对人说，他出的证有的是假的，是编的。
付有田回家后，常常又哭又闹又要跑。晚上睡觉，有时突然起来对着窗子撒尿。医院给付有田开的诊断书上写着：“反映性精神障碍？神经官能症”、“心因性反映？”
１９８５年元旦一过，年仅２４岁的付贵莲带着生病的父亲开始治病和告状，全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付贵莲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放下书包，一个跑到沈阳当小工，一个跑到黑龙江给人家搬砖头。为了凑上访费用，付贵莲省吃俭用，体重骤减１０多公斤。付贵莲告诉记者：朝阳市纪委副书记、联合调查组总负责人王学敏曾向她表示：“给有田同志在精神上造成的不愉快，很是对不起。”一句“对不起”，便是对付有田及其一家的全部报偿。
　　　　各有伤心事
记者在调查中进一步了解到，其他证人也有同付有田相似的情况。
北沟村有个３０多岁的妇女叫吕海英。记者采访时，只见她目光呆滞、蓬头垢面，交谈中，一会儿高声叫骂，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还不时捡起地上的玉米粒放进嘴里咀嚼着。
据吕海英的丈夫王桂民等人介绍，１９８５年４月２４日晚，调查组的几个人驱车找王桂民等人了解情况。王桂民分辩了几句，调查组成员、凌源县纪委干部蔡俊泉便一把揪住王桂民的衣领说：“你不老实，带走！”这时，吕海英从外屋进来说：“你们为何要把人带走？”蔡俊泉便与吕海英发生了纠葛。吕海英衣袖被撕破，左手腕受伤，整条手臂也疼得动不了。第二天，凌源县医院对吕海英的病情作了诊断：左手腕软组织挫伤。在看病的路上，吕海英突然又哭又笑又唱。４月２６日，王桂民找到调查组的人说：“吕海英疯了。”后来，凌源县公安局将吕海英送到朝阳地区精神病防治院检查，经诊断：吕海英得了“心因性精神障碍”。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沟门子乡政府根据县有关部门的意见，与吕海英、王桂民签定了一份协议书，规定：县委指令民政局拨款５００元给吕海英治病及生活补助，以后不予增拨；吕海英保证不再因此事上访，如再上访由个人负责；对吕海英上访所造成的生活困难和经济损失，县乡两级从即日起不予承担，今后本人病情发展如何，不承担任何责任。吕海英夫妇虽然在这份协议书上签了字，但他们并不服，他们继续在告状。然而，调查组组长、朝阳市纪委干部李景义以及孙世明、王学敏在一份上报的材料中认为，吕海英的病是装出来的，这是一场“核查与反核查的斗争”，是对核查工作“有计划的反扑”。
农民姚秀林告诉记者：调查组的人找他取证时，有些事他实在记不清或者不知道，调查组的人就对他出言不逊。什么“你妈的”、“老犊子”、“装死狗”，等等。孙世明还用脚蹬他的屁股。吃饭时，调查组的人热热火火又吃又喝，却只给他吃凉饭和带冰碴的豆腐。姚秀林无奈只好违心地出了证。事后，他有时一听见汽车声，就吓得往山上跑。
妇女姚桂娥对记者说：调查组找她取证，她如实说了，还按了手印。后来，她发现记录和她说的不一样。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９日，调查组又用车把她接到乡里取证，她因有些事情不知道而急得哭了起来。孙世明说：“你不要像农村的泼妇那样！”取证完后天已黑了，有关人员用车把她送到距家约一公里的村口就走了。姚桂娥冒着严寒，踏着尺把深的大雪摸黑往家走，连冻带吓，走过家门也不知道。晚上９点多钟，她的丈夫才从离家约一公里的地方找到她。
沟门子乡干部吕清说：调查组的人找他取证，他如实说了一些情况，调查组有关人员就训斥他，还让他默写党章。
沟门子乡汽车司机金万春说：调查组让他出证，他没有什么可谈的。县纪委就在全县发通报，批评金万春“不积极参加纯洁党组织的工作和斗争”，并建议乡党委令其停职反省，检查交待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被调查组找过的人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在向记者讲述时，有的目中含泪，有的摇头叹息……
　　　　不理解之处
１９８５年２月，辽宁日报一位记者采写了一篇题为《一个违法乱纪的纪检调查组》的内参。不久，朝阳市有关部门组成第二个调查组。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调查组的负责人还是王学敏，有个成员也是从原联合调查组调来的。第二个调查组开始工作前被告知：调查时不许向调查对象说这是另一个调查组。第二个调查组写的调查报告，还经朝阳市委和凌源县委联合调查组组长李景义和王学敏修改后，以朝阳市纪委的名义上报省纪委，仅仅承认孙世明在“工作方法”上有“毛病”。
有的领导人还表态说，辽宁日报发“内参”，跟谁打了招呼？记者的党组织关系如果在朝阳，要让他在支部会上检讨；他帮助坏人，摇旗呐喊，开会批评他，让他作检查，抓几个问题处分他！
时至今日，这些证人仍在上访，他们有的控告调查组搞非法拘禁，有的控告调查组搞逼供信。许多人不理解：为了调查一个县委副书记的问题，为什么要把一个乡搞得怨声四起？为什么不少证人一谈起此事来总是泪流满面？难道说仅仅是调查组个别人的“工作方法”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