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夏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论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这就是７０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革命，和接着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巨人，——这个时代也的确产生了一批思想、学识、才艺上卓绝的巨人，——在知识界，胡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巨人。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事件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经杨贤江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愈之同志，初次见面，谈得不多，不久他就逃亡到法国去了，这一年我刚入党，年少气盛，一次和贤江同志闲谈，认为当时愈之是《东方杂志》实际上的主编，在危难时刻他不该离开这个岗位，贤江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从书架上找出一份同年４月１４日的“商报”，低声说：“你看看这篇‘抗议信’，这是四·一二那一天晚上愈之起草的”。这是一篇掷地有金石声的檄文：“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无此横暴，五卅惨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这封抗议信是写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的，签名者７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当时，宝山路上的血迹未干，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刻，公开发表这样一封抗议信来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罪行，的确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也由于刽子手陈群查明了这封抗议信是愈之起草的而要加以暗害，他才听从了郑振铎的劝告，才离开了上海。这件事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当时愈之还没有入党。记得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曾和我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愈之同志在法国耽了三年，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进步运动，我还听说过，巴金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也是经过愈之介绍的，１９３０年他经过德国、波兰到了苏联，１９３１年２月回到上海，正碰上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遇难之后不久，一方面白色恐怖严重，另一方面又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全盛时期，愈之巧妙地运用他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哄动了知识界，一年之内重印了五版，鲁迅先生写过：“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大约是１０月下旬，我在内山书店遇到夏丐尊先生，他约我到开明书店去吃饭，这是相隔四年之后再次和愈之见面，同席的都是开明书店同人，有叶圣陶、章锡琛、吴觉农、徐调孚、宋云彬等，当时愈之已经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了，当时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而西欧和美国还处在经济大萧条之中，席间谈到国事，难免会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而愈之却非常敏锐地指出罗斯福的“新政”已初见成效，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日益加剧，所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苏政策。他不断地抽烟，低声细语地说，日本侵略东北，最终的目的在于进攻苏联，所以我们应该和苏联复交，争取苏联的援助。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预见到东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的远见卓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淞沪战争之后，我和愈之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有时在吴觉农家里，有时在开明书店，我参加了电影工作之后，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明星电影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和周剑云约我和钱杏邨、郑伯奇写剧本的事，他很有兴趣地问我，他们知不知道你们的政治背景。我坦然地说：正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左联的人，所以才要我们帮他们出主意，写剧本的，他忽然高兴起来，对我说，你们做得对，这就说明不当权的资本家也可以在爱国抗日的前提下合作的，当然他们的进步是有限度的。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愈之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到兴趣和高兴呢，因为这件事正好证明了他早已预见到的一种即将到来的新的形势，这就是：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争取到反日反蒋这方面来的事实。九·一八之后，人民群众普遍地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王明左倾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形势，还在提“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和“武装保卫苏联”这一类不切实际的口号——也就在这个时期，“左联”发动了一场反对第三种人的论争，因此愈之在《东方杂志》和《生活周刊》上发表的主张争取广大群众，联合抗日的文章，也被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刊上对他进行点名批评——１９３１年１０月的《红旗月报》第２３期“满洲事变中各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政府”一文中，居然把愈之看作是第三党改组派的人物。值得钦佩的是愈之并没有被错误的批评吓倒，他还是不断地发表文章，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民族资本家开始对国民党不满，国民党内部也有“不愿做奴隶的人”，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就证明了这一论点，而这一场淞沪战争又得到了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这一切也就说明了当政的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我还记得他不止一次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甘心让日本独吞中国，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也将逐渐显露。在三十年初期王明路线占上风时期，在进步文化界能有这种实事求是的远见卓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通过张志让先生认识了国民党中的“亲苏派”孙科，接着担任了法国在远东唯一的通讯社《哈瓦斯社》的中文部编辑主任，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如路易·艾黎、史沫特莱、伊罗生等，这样，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发挥他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如椽的笔力，写出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旺盛的工作能力，１９３３年秋，中国共产党吸收他为特别党员，参加了特科工作，特科归党中央直接领导，和地下党不发生任何联系，所以他的入党连我们这些人也是不知道的。这一年冬，国民党特务组织“电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了艺华电影公司和良友图书公司，我们打算组织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向当局提出抗议，我拿了这个名单和蔡叔厚商量，蔡叔厚对我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看胡愈之还是不列名为好，让他超脱一点，可能更有好处。叔厚是愈之的好友，先在中央特科，后来转到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所以他的这一提醒，我曾猜想到愈之可能另有其他的任务。
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２月，党在上海地下组织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损失重大，过去常说，王明左倾路线使红军损失了９０％，地下党损失了１００％，事实上，单说上海，尽管中央上海局和江苏省委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党组织并没有全被消灭，工会（马纯古等）、青年团（陈国栋等）、文委（周扬等）、特科（王学文等）也还在人自为战，继续工作，特别是和地下党有关系的外围组织，却正利用了民族矛盾上升的机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运动。在这严峻时刻，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人永远也不能忘记愈之同志所作出的难以估计的巨大的贡献。愈之晚年写的《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一些党员，已都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工作十分困难。这一年里，我除继续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外，还努力多方联络有志反蒋抗日的人士，力图在文化界首先能酝酿组织起一个抗日救亡的团体，以使在万马齐喑的形势下，救亡运动能有新的兴起。同时，我也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生活书店的业务，以扩大这一块宣传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继１９３３年创刊的《文学》杂志后，在１９３４年９月，又创办了《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刊物，１９３５年还创刊了《妇女生活》。这些刊物大都是我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这是近代革命史、文化史上的一项影响深远的贡献。这个时期在上海新建了三家进步书店，即“读书生活”，“新知”和“生活书店”，前两家是地下党人徐雪寒、黄洛峰办的，生活书店则是邹韬奋在愈之同志的支持和筹划下办起来的，这几家书店出了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这个时期由这几家书店冒着风险出版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现在形势变了，要联合抗日，单凭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出书和办杂志，首先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和他们的接受水平，“一定要心平气和地说理，切不可居高临下地训人”，当他筹备出版《世界知识》的时候，他单独约我谈话，他说：“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登台之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现在急需要有一本专门介绍和评论国际知识的杂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他要我在创刊号上写文章，我就用韦彧的笔名，写了一篇论美国电影的文章。叶圣陶先生说过愈之同志的四个长处，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二是他的组织能力，三是他的博爱精神，四是他的友爱情谊，这是对愈之立身行事的最真切的评价，圣陶先生说：“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杂志和书刊，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建树事业之多，能比得上他的似乎少见”。不仅生活书店和它刊行的许多杂志是他“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更应该说，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的救国会，抗战初期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以及《南侨日报》等等，也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精心策划、组织起来的，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１９３７年冬，京沪沦陷之后，他奋不顾身地留在上海，组织人力物力，迅速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接着又奔走呼号，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鲁迅全集》。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以及埋头苦干，拚命硬干的精神，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真可以说是无可伦比的。
１９３４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巨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是当之无愧的。
（按：本文是作者为胡愈之纪念文集《胡愈之印象记》一书所写的代序，该书将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近期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