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中新友好的春天——思念路易·艾黎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迎来中新友好的春天
——思念路易·艾黎
吕宛如
路易·艾黎同志离开我们整一年了。但是，当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学生们唱着他写的校歌去校农场劳动；当“工合”的组织者聚会在兰州草拟他畅想的山丹合作实验区的蓝图；当友协的工作人员在故居清理他的宝贵书稿信件资料，他们感到，艾老仍然同中国人民在一起。在太平洋另一端，当年轻的志愿劳动者为艾黎住过６年的莫瓦蒂亚牧场小屋换上新的屋顶；当克赖斯特彻奇市内的哈格利公园里响起艾黎诗歌的朗诵声，新西兰人民感到，路易仍同他们在一起。一年来，人们亲切地怀念着他，为完成他来不及完成的事业而贡献着各自的一份力量。
路易·艾黎，这位自称“是新西兰人，也是中国人”；被中国人称作“新西兰的艾黎”，又被新西兰人称作“中国的艾黎”的不平凡的人物，不仅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功绩卓著，在中新关系史上也是一位起了独特作用的伟大架桥人。他通过长期的点点滴滴、实实在在的工作，把中新两国不同文化背景和思想习惯的人们连在了一起。李鹏总理最近访问新西兰时深有体会地说：“艾黎先生已成为中新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朗伊总理不但把艾黎誉为新中友谊的奠基人，而且认为“艾黎以其独有的方式，象征着不同国家的人民和不同社会在发展联系的过程中友谊与博爱的价值”。
中国和新西兰历史上的交往是从１８６６年第一批华工到俄塔戈金矿区开始的。如同在美洲和澳大利亚一样，早期的华人移民也饱尝过种族歧视和异国生活的艰辛，为新西兰的开发作过贡献。华人地位的根本变化是在抗日战争之后，虽然新闻媒介从未报道过像八路军在华北牵制了预备南下太平洋参加进攻的日军２２个精锐师的重大事件，新西兰人还是认识到，中国人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牺牲保住了新西兰的和平。
在中国，老百姓接触到的新西兰人最早几乎都是西方教会派来的传教士。从１８８０年新西兰教会为在中国移民中传教而派人来学广东话时起，到１９５１年最后一名传教士离开中国，教会人士的往来从未停止。一些传教士在抗战中曾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像何明清（凯瑟琳·霍尔）护士便直接援助过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活动，在敌后办乡村医院，为白求恩大夫偷运医药器材，因而被国民党政府驱逐出境。另外一些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如援华委员会、新西兰海外救济事务理事会（科尔索），都在动员新西兰人民声援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方面作出过积极贡献。
然而，在这一切有组织的活动之外，艾黎个人所起的桥梁作用，在中新关系上构成一个特殊的光辉篇章。艾黎从１９２７年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成了中国文化的不懈的传播者。写中国的历史故事、西方帝国主义侵华和海外华人奋斗史等是他的专长；对佛教学说、各民族习俗、古窑、陶瓷、建筑以及阴阳五行、京剧脸谱等等包罗万象的题材也无一不通，谈起来引人入胜。他那些材料详实、出版及时的旅行见闻在中国被封锁禁区时期更是了解中国的第一手材料。艾黎寄往新西兰的千百篇文章、诗作、剪报、资料给普通人打开了认识中国的大门，给学者们丰富了研究工作的天地。
艾黎助人为乐的敦厚人品和容易使人接近和信赖的魅力，同他的作品一样对不同的人都能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抗战期间他所创办的“工合”和山丹培黎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他的活动能量和国际影响才度过一个个难关，取得发展。那时，他的每一份工作报告和信件都是一篇有力的呼吁书，每个呼吁书都会带来一定的声援。新西兰学者曾这样总结他这方面的历史作用：“在外国支持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由于一个同胞的名气使中国的抗战人格化，并感受到抗战同他们的安全有关。支援艾黎的组织在新西兰到处可见，它们募集捐款、筹集物资，由于艾黎善于将鼓动报告和号召人们更多地出力结合起来而使这些活动经久不衰。尽管新西兰的捐助在对工合的全部支援中占很小一部分，但对中国事务的建设性参与。在新西兰第一次超越了教会范围而深入到更广泛的群众中去。这恰当地反映了艾黎当时在新西兰公众中的崇高威望。
通过“科尔索”、公谊服务会、援华委员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其下属的工农服务社以及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等新西兰及其他国际救援组织，数十名教师、医生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被推荐到“工合”基层及山丹培校工作，仅新西兰来帮助学校工作的就有８人。外科大夫罗伯特·司宾塞和护士芭芭拉·司宾塞、会计师阿切尔、农艺师威尔金森和一直住在上海代表“科尔索”为学校安排人员和物资援助的白书玲（雪莉·巴顿）等都为学校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后来都成为中新友好的积极促进者。“科尔索”在其２２项援华计划中，有６项与艾黎有关。在抗战结束学校其他援助来源断绝后，“科尔索”的捐款几乎占了学校全部预算的４０％。
对艾黎来说，通过实质性的交流达到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建立起对彼此的信任和友谊，是他的多年心愿。他早在山丹年代就梦想着在他的新西兰故乡坎特伯雷地区和中国故乡甘肃之间架起一座友谊之桥。不料同他的愿望相反，在５０—６０年代，这位架桥人在新西兰竟被看作是“背叛”了祖国的“红色分子”，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又成了极左分子眼中“别有用心的帝国主义者”。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当中新关系终于走出朝鲜战争年代的低谷，在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上建立起外交关系时，他才迎来了两个故乡真正友好合作的春天！
中新建交１６年来两国各方面的关系一直在顺利发展，艾黎也重新发挥着他的特殊桥梁作用。由于他的促进，甘肃省和克赖斯特彻奇市于１９８３年建立了友好省市关系，它们之间的贸易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在稳步发展。艾黎１９８５年重建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计划，再次唤起了新西兰人民支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热情。艾黎基金会、奖学金相继设立。从联邦政府到新中友协，从工会工人到家庭妇女，各种形式的捐助近７０万元（人民币）。
艾黎去世一年来，人们在怀念之余，也正在探索没有了艾黎的“工合”和山丹学校该如何继续保持它们的生命力，并在８０年代的新形势下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现在，一个由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倡议的帮助山丹人民摆脱贫困的山丹合作实验区计划已经形成。这计划将按照艾黎遗愿，通过建立一系列工业合作社，把发展山丹的合作经济和落实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半工半读办学原则紧密结合起来。甘肃省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将分别提供一笔基金，国际委员会的新西兰和外国委员也对此计划表示了很大兴趣。它的成功不但会使“工合”获得新的经验，也是对艾黎这位创始人和导师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