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水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南疆水
本报记者 罗盘
翻越由西向东、横亘千里的天山山脉，我们来到天山的南麓。从这里到帕米尔高原，便是维吾尔族同胞聚居的南疆，它包括喀什、和田等地区的１０多个县市。
喀什地区防病改水办公室主任李智明才从农村调查回来，他向我描述他亲眼看到的事实。
前几天，李智明在阿卡什乡看到一位维吾尔族老人蹲在土坑边打水。土坑一亩见方，半坑油绿油绿的水面上，飘着树叶，坑边还有几只饮水的绵羊。李智明问：“老姐姐，这么脏的水，你要它干啥？”老人抬头道：“喝。除了这坑里的水，实在没有水了！”
李智明告诉我：“这位老人打的就是涝坝水。”据说，南疆的涝坝，至少有５万多个，是维吾尔族农民的主要饮用水源。
南疆农村的涝坝果然比比皆是。一位维吾尔族老汉比比划划地告诉我，这地方很少下雨，全靠夏季把河里的水通过小渠引到村头的涝坝里。不到一个月，水就变绿了，虫也多起来了。冬天和春天，涝坝的水干了，农民们就在坝底的烂泥中掘洞取水，一直到夏季来临，一年又一年，从爷爷的爷爷，甚至更早时便如此。
我看到有的涝坝四周垒着围墙和栅栏。喀什地区防病改水办公室副主任库尔班说：“从１９８６年起，疏勒县、疏附县的农民首先对涝坝水产生了怀疑，原因是这两个县都发生了传染病，于是，村民们约定打水只能用公共水桶，同时，在涝坝的四周垒起了围墙和栅栏。但是，这一切好像并没有多大意义。到１９８７年夏天，许多农村又出现了传染病。”
南疆的城市人口早已吃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但这里不下３００万的农村人口中，约７７％的人，约８０％的牲畜在喝涝坝水。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疏勒县尤卡克其其村来了几位军人，领队的那个人，鬓角已染上微霜。他来到维吾尔族农民哈斯木家门口，正要推门而入，村党支部书记拉住他说：“段司令，您千万别进去，这家有人患了肝炎！”司令员毅然推门而入，看到了病人那疲倦不堪的脸，当晚就下达命令：“全力以赴，开春之前保证全村群众吃上清洁卫生的水！”当时，他到任才１０天。
３个月后，这个村的１８００多名维吾尔族群众敲锣打鼓告别涝坝水，第一次喝到了从４０多米深的地下抽上来的自来水。疏勒县人民政府的一份材料上这样记载着：“……部队投入兵力１３５０人次，车辆３３０台次，拨款１．５万元。１９８８年，全村没有发现一个传染病患者！”
南疆几个地区和县里的防病改水办公室，处在治水的最前线。在喀什地区防病改水办公室里，主任李智明、副主任库尔班一边对着地图给进进出出的干部下达指令，一边抽空向我介绍情况。李智明说：“防病改水的根本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彻底根治水源污染，二是开采地下水源。现在各县都在打井，国家为此已拨了数千万元专款。但资金还是非常紧张，因为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历来比较贫困，自筹资金很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尽力而为，用有限的资金多打几眼水井。”库尔班告诉我，在传染病区开展防病改水，稍不留心就会染上病。冲在第一线的，绝大部分是维汉两族的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官兵。还听说南疆军区有位叫贺子洲的汽车兵，１９８７年冬天，他得知疏勒县改造饮水工程急需一批保温塑料管，请战驾汽车前往１０００公里外的玛纳斯县塑料厂拉货。半个月后，他在冰天雪地里把货拉回来了，可他的手指和脚趾全冻烂了，耳朵也冻得乌黑。
在中央爱国卫生委员会、卫生部，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直接关怀下，到１９８８年国庆节，南疆农村喝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的人大幅度增多了。经过当地政府调查，凡是解决了饮水问题的乡村，都没有出现传染病患者。在吐曼河下游的一个村子里，我看到一位维吾尔族妇女在自来水龙头前提水，她叫帕夏古丽。她对我说：“我患了肝炎，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喝上了这么甜的水，我干活也有力气了！”这时，有十几个维吾尔族农民走过来，一位老汉说：“土改是我们的第一次解放；喝上甜水，是我们的第二次解放！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会忘记是谁给我们送来了甜水！”他们听说我来自北京，纷纷拉我去家里做客，说要宰最肥的羊表达心意。
（附图片）
前图为尤卡克其其村维吾尔群众喜饮清洁、甘凉的地下泉水。　束黎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