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人生〔报告文学〕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华日报告文学征文

　　只有一个人生〔报告文学〕
陆庆敏　张定彬　高进贤
鄂西山区。苍凉而贫瘠的孤将山默默地挺着。三十一岁的民办教师余策明，就长眠在孤将山青青的山坡上。三尺高的坟上芳草凄凄，不时有些野蜂、蝴蝶落在坟头上。不远处是他倾注了十四年心血乃至整个青春和生命的民办小学。穿着补丁衣服赤着小脚丫的小学生们放学回家，都要从余老师坟前走过。孩子们远远地就放轻了脚步，小小的黑眼睛里闪着柔柔的光。几位老婆婆刚刚在坟前烧了纸钱，又抖抖嗦嗦地从怀里摸出几本崭新的作业本烧了。一切都像山溪的水一样淡，一切又像山溪的水一样纯！转头沟“九沟十八岔，一百单八洼”，沟沟洼洼都记着他们的余老师。
　　　　阳光洒满黄泥巴垒起的教室
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４日上午，准备上第三节课时，余策明倒在了他的讲台上。
阳光从他亲手改大的黄泥窗口射进来，照在他这个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献身的躯体上。一、二、三年级复式班的小学生们挤在一起，等着他们的老师讲新课呢。闻讯赶来的乡亲们满手满脚都是秧田里的泥巴，一滴滴泪水洒在教室前的青坡上。妻子扑在他身上，已哭不出声来。这天早晨起床时，她发现丈夫的脸色发青，知道又犯病了，苦苦劝丈夫休息，哪怕休息半天。但是连饭都吃不下的丈夫却执意要去上课，她不劝了，知道劝也没用。这些年不知劝过多少次，每次得到的就一句话：“校里就我一个老师，我不去就等于停了学。”多少次她目送瘦弱的丈夫扶着门框出去上课，多少次望着丈夫摇摇晃晃地从山道上疲惫地归来，从今以后，那夕阳下的山道上，再也见不到丈夫的身影了。
　　　　六百多人扶棺相送的，是一位穿救济服入殓的穷教师
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６日，孤将山罩着厚重的云。山和水、草和树暗淡无光，敞沟小学第一次没了孩子们的欢笑。近８０岁高龄的陈大爷从山那面气喘吁吁地挪到余策明灵前，老人呆了：“孩子怎穿这身衣服？！”
是的，余老师是穿着这身衣服倒在讲台上的，现在还得穿着入殓——那是二汽工人为救济贫困山区农民捐献的旧衣！入殓那天，妻子打开全家唯一的破木箱，想为丈夫找套整齐些的衣服，但翻遍了箱底，只找出了几件破旧的打了补丁的救济服。买不起棺材，只好躺进母亲的寿棺里！
弟弟余策贵四处求援，为他敬爱的哥哥勉强撑起一个最简易的山区葬礼，却欠了二百多元的债。二百元，目下对一个“倒爷”来说，也许不足一顿酒饭的花销，而对于地处贫困山区的余家来说，无异于一块压在头上的千钧磐石（余策贵起早贪黑下田劳作，一年的总收入才二百多元，未能维持全家温饱），做弟弟的拚上了，童年、少年时哥哥的爱护一幕幕闪在心里，久久不散；做妻子的拚上了，顾不得自己的晚期肺炎，顾不得还有两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做母亲的也拚上了，顾不得自己风烛残年，朝不保夕，把寿棺让给心爱的儿子，使儿子在阴间睡得安稳些……
转头沟小学写了申请，上下求援，想为风雨飘摇的余家争取一小笔救命的资金，处处都得到了充满同情和惋惜的答复：“实在没办法啊，按文件，民办教师没这笔费用。”再后来，也许是求援的诚心或人人都有的对余老师的崇敬，张湾区教委以“回退费”名义（大约是指回到阴间，退出民办教师之名额），拨来２０６．６０元，余策贵用２００元还了债，６．６元钱留下度日。
云更浓更低了，山坡上站满了黑压压的送葬人。山里年岁最大的爷爷奶奶们说，他们打记事起，从没见过这么多人送葬。田野山沟静悄悄的。没有谁组织，敞沟周围六百多名乡亲、师生、乡村干部都自发地来送他们深爱着的、无权无势、穿救济服、睡母亲棺木入殓的穷教师。
一片片花圈组成的队伍沿山坡移动着。在这些花圈群中，有几只是他的学生自己凑钱为他做的。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很穷很穷，难得从大人们满是老茧的手里讨得一角两分。孩子们把积了多年的角角分分如数掏出来，买了纸和铁丝，用稚嫩的手为老师扎了花圈。
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由小孙孙们扶着，枯瘦的手从怀里掏出暖热了的纸钱：“娃子在世苦，去阴间多带点钱……”
　　　　转头沟前，你为何不思转头
方滩是十堰最穷的贫困乡。当年，年仅１８岁的余策明要去的转头沟村又是穷乡中最穷的地方。“三代同盖一床被，夫妻换穿一条裤”似乎不算夸张。但在穷窝里滚大、又出去上了初中、被班主任称为聪明绝顶的高材生的余策明似乎并不理会这些。
转头沟村设在敞沟的教学点夹在孤将山下，四个村民组，三四百村民穷得叮当响，十之八九的人家交不起最低额的学费。上辈识字的人不到１％，下辈学龄儿童不入学的几乎达到了１００％。山里的乡亲也有绚丽的希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学，去填补祖辈留下的遗憾。余策明回乡前，敞沟的乡亲先后请了３个老师，都因耐不住贫困走了，后来又在本村招了几名土生土长的来教，日久翅膀硬了，也飞走了。穷山沟里留不住金凤凰！
余策明回来了，一教就是１４年！他教得活、教得真、教得苦。乡亲们说他才是真正的金凤凰。每晚，他家那昏暗的灯光总亮到深夜。他那四壁皆空的屋子里，挂满大大小小的奖状，他几乎年年当先进。他一人教一、二、三年级所有功课（十二门），白天排得满满的，晚上还得备教案、改作业，整个敞沟小学就他一个老师。他的教学经验后来在全乡甚至邻乡推广。
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有村里凑的每月４６元生活补助费（起初仅２０元左右），他的妻子、父母、哥哥都因有病不能劳动，家里靠这点钱，能吃饱就很不错了。１４年里，他没有因农忙或家里事缺过一天课。
有一年黄龙公社开教师会，老师们头天步行几十里赶到了公社。余策明却白天上课，夜里爬几十里山路，第二天清晨带着满身露水赶到会场。下午散会后，其他老师在公社休息一晚上。余策明为了不误第二天的课，要当夜赶回去。天空下着大雨，远山雨雾蒙蒙，余策明把裤腿高高卷起，烂塑料袋往头上一套，冲着极力挽留他的老师们挤挤眼，就歪歪扭扭地上了山路。那晚余策明迷路了，在大山里整整转了一夜，天亮时才敲开姐姐的门，浑身冻得发抖，找姐姐要个馍，又上课去了。
余策明要去武大进修了，他满怀兴奋地去医院检查身体，回来却几乎无力迈上校门口的台阶：医生告诉他，由于常年操劳，营养不良，及先天性原因，他的心脏病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上学不行了，早逝是可能的。这结论来得太突然了。在自己这个清贫但却炽爱着的人生里，什么发展都没有了，甚至生命也所剩无几，一切都太匆匆了，匆匆得让他觉得无望。也许，这时候该“转头”了，依靠自己的聪明、名声、学识和关系去寻个舒适的地方，或者换一种“教法”，不操心，混时光，只有一个老师的民办小学，憨厚天真的农村孩子是再好糊弄不过的。然而，他还是没有“转头”，这以后几年的教学几乎是拚着命干下去的。他鞠躬尽瘁地培养了４００多名小学生。目前已有读高中的了，据说有几名不笨的，很有上大学的希望。
转头沟常在。它记得起有位在沟里不愿转头的好后生。“功利心”正席卷着沟外的世界，多少人热衷于经商，把个商业领域挤得像气球。沟里这位聪明且很善交际的后生却毫不犹豫地把一腔心血洒在了偏僻大山深处的穷孩子们身上。
　　　　“我梦见了余老师”
下午快放学时，来了两个小学生，小的叫王军，１０岁；大的叫陈本成，１４岁，小家伙们怕生，见我们向他们采访余老师的事迹，先是拘束地问一句说一句，后来对余老师的深情终于盖住了腼腆。
“有天晚上，我梦见余老师给我们上珠算课，还是那间黄土教室，太阳光晃得我们睁不开眼，余老师就站在黑板前，教我们背口诀。醒来我把梦讲给奶奶听，奶奶都哭了。”
“余老师对我们可好了。他从不吼我们，笑眯眯地给我们讲课，笑话又多，我们都喜欢听他讲课。”
“孤将山雨多，到处是水沟，每次下雨，余老师都要守在水沟边，一个个抱我们过沟。学生多，抱起来很费力气，到后来余老师的嘴唇都发紫了。他腿一软倒在沟里，还挣扎着将学生送到岸边。我们一看到余老师脖子上的筋跳，就知道他又为我们累得犯心脏病了。冬天下雪时山路滑，余老师就守在陡坡前接我们，滑得实在不能走时，就抱着我们往下溜。有几次雪下得太大了，同学们都上不了学，余老师就一家一家上门补课。有一次累病了，还让同学到他床前听课。”
“余老师家里很穷，可他还舍得为我们花钱。这些年，老师自己掏钱买了些作业本和铅笔，哪个同学没有他就免费发。”
我们猛地想起了那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余策明坟上烧作业本的情景，那不是在替她们的小孙孙还本子吗？
“有时，山里的孩子们交不起学费，他就先给垫上。我（陈本成）家十多口人，有一年实在没钱交学费，我退了学。余老师隔天找到我家里，劝我爹妈让我回校，那学费他帮垫了，奶奶提起就抹泪，说是等日后富了，用很多钱买很多纸到老师坟上去烧。余老师还给我们当医生，春天脑膜炎流行，老师上好险的山上挖草药给我们熬预防汤喝，有一次他上山受了伤，同学们都哭了。老师还会扎针，我们的小病都是老师治好的。”
难怪我们在余策明的遗物中，发现那么多的医学书和医学笔记。
　　　　庙堂改建的小学，妈妈陪嫁的桌子依然如故
有人说，教师是阳光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可是，余策明似乎生活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环境里。那年，余策明刚到敞沟任教时，教室还在阴坡下，矮小的土屋被大山压着，整日没有光照。第一年冬，大雪覆盖了屋顶堵了门，甚至连窗台上的积雪都一冬不化。学生们挤在阴冷潮湿的教室里，搓手，跺脚，余策明心如刀绞，“再这样下去，学生们不得风湿病、哮喘病，也要在昏暗的光线下弄坏了双眼。”他不知那几位前任教师是怎么在这种环境中听之任之的，上级和队上又何以熟视无睹？小小民办教师毫不犹豫地给自己限定了时间，不能等到下个冬天，一定要把教室挪到阳光下。
他写了报告，找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他自信他的要求无可挑剔，会批准的，然而几个月下来，他彻底失望了，所到之处都是一句话：实在没钱啊，民办小学没这笔开支呀。事隔多年，我们已无法知道当时初入人世，心地还纯得像个孩子的余策明，看到山外那一幢幢豪华的高楼，捧着那张不过要求几百元的报告，心里是怎个滋味，据说他回来后把揉皱的报告随便向山头一扔，任风吹走。但他并不死心，他说服乡亲们，自己动手！
谁不曾是纯情的少年？谁不曾遇到过世间的冷漠？但有人不沉沦，不玩世不恭，而是以更大热情去溶化人世的坚冰。他们生来就是一团火，要把世界变得更美丽。
“孩子是我们的，学校也是我们的，即使现在没有孩子在学校，将来也会有的。”他拖着个病弱的身子走家串户四处游说，很快就说动了几十名乡亲，拆房搬瓦，和泥打墙，呼呼啦啦就在对面阳坡堆起了一座土墙教室。
１４年来，那教室在他手上越修越漂亮，而他自己的住房却越来越破烂不堪，下雨天常把一张床在屋里东挪西搬，竭力把妻儿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我们走进了他的家里，空荡荡的土屋里只有三样家具：床、柜、桌。床是那种山里人土制的；柜是几块破木板钉的；那张桌子竟是母亲的陪嫁。桌腿磨得发黑发红了，桌面凸凹不平，糊了厚厚一层报纸。这就是伴他度过了１４年的书桌。
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那磨陷下去的门坎，回头望去，发现斑驳的门框上，贴着一副他亲手写的对联：“戴月晓出耕，披星夜归读。”正是这位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乡村民办教师清苦生活的写照。
　　　　春节又到了，桑葚又红了
１９８８年的春节又到了，辛劳了一年的山里人，望着裁好了的红条纸，再难抑制心中的思念：转头沟村一百单八洼，洼洼的房门上还贴着余策明上年写的对联！
穷山里缺乏文化人，能把几个字刷在门上，方圆几百里只有余策明能办到。年年除夕前，余策明那破破烂烂的书房里总要热闹起来。翻山越岭来写对联的乡亲，成堆地挤着和余策明插科打诨，在笑声中看余策明运笔如风。一天下来，眼窝都累得陷下去，晚上还得背着纸墨翻山越岭地上门去写，那劲头和教学时一样拚命。
现在春节到了，许多农家都没换上新对联。就用旧的吧，那褪了色的，字迹模糊的对联是那样亲切。
山坡上的桑葚又红了。似乎也在诉说余策明年幼时的故事。那天同学们爬到树上吃桑葚，有个同学不慎摔下来，浑身鲜血淋漓。余策明背起比他重的同学往村里跑，等把同学送到大人怀抱，自己竟累昏过去了。儿时的余策明豁达善良，乐于助人，同学们特别喜欢他。他家穷，可中午在校吃饭时，却常把干粮分给同样贫寒的同学，弄得自己经常饿肚子。他以对同学的无限真诚和爱护赢得了同学的拥戴，都愿听他的。他当班长的那些年，使班主任省了许多心。
余策明的爱人之心可以滴水成河。我们唠叨这些事，是巴望这世界多些余策明这样的星星之火，聚多了或许能成燎原之势，把一个有些冷了的世界烤得暖暖的。
　　　　我忘不了他的欢笑
谢霞，转头沟村校的语文老师，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很可爱的姑娘，中国有许多类似她这种生活在僻壤穷乡的有知识的女孩子，大多忘不了对人生哲理和自我价值的执著探求。那天，她侃侃谈起她认识的余策明。
“由于他教学成绩突出，村校曾两次把他从敞沟小学调来，我发现这位新老师课堂上的气氛总是很活跃，原来他很会讲课，很幽默，学生也愿意听。他一来就使全乡统考班级的学生在乡统考中夺得一二名，他的教学经验也被许多学校推广。
“他调到村校既当语文老师，还兼司务长和学校食堂的厨师，他对这种安排竟很满意。有一次他去家访，回来的路上自己垫钱买了十几斤牛肉，晚上我们都吵着要吃，他当即做好了。我看见劳累了一天的他努力睁着眼给吃肉的老师们说笑话，眼皮却一合一合地打磕睡。
“一个不久于人世还要负起家庭、人生重担的青年人，那些经久不息的欢笑是怎么飞出来的？这是一个谜。他是一个绝顶聪明而有才气的人，难道他连自己的人生悲剧都悟不过来？
“送他下葬的那天，我哭了很久，想了很久，这以后我始终忘不了他的笑声。每当我哀叹自己农村教师的命运时，每当我走进土地土墙的破烂教室而感到一阵阵自卑和惆怅时，想想他的笑声就会好受些。我知道那笑声代表了另外一种人生哲学。”
当我们踏上归途时，山道上担肥挑菜的山民们还要拉住我们“说余老师”。一对卖豆角的年轻夫妇非要我们到他们家长谈不可。我们明白了，余策明作为一个无“籍”无“本本”的农民，死后虽无人追认他什么、表彰他什么，但他却深藏在这些山民的心中。中国有几亿农民，那么多农村孩子要上学，而执教的民办教师们目前是注定要清苦的。让我们爱他们，爱这些注定要清贫却仍然不撂挑子的人们！
太阳又照进那黄泥巴教室了。远山如歌，如一首沉重而深情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