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化学派”的崛起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彝族文化学派”的崛起
本报记者 朱维群
两位彝族学者，带领几名彝族男女青年，历经５个寒暑，深入滇、川、黔十余县的彝山调查，他们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中惊喜地发现：彝族人民在过去漫长岁月中创造、使用过的１０月太阳历，其科学性优于现行公历。这种历法将一年分为５季１０个月，各月均３６天，合计３６０天，余下５天作为“过年日”，各月日数整齐，季节准确。他们同时还证实，彝族地区普遍存在的３层圆台金字塔型古墓“向天坟”，所在山势皆南北走向，踞墓上南可观太阳运动定冬夏，北可观斗柄指向定寒暑，具有观象台或天文台的功能。这一研究成果１９８５年成书发表后，一些学者兴奋地指出：世界４大文明古国，素以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为序，而彝族１０月历可以追溯到彝族原始先民虎伏羲氏部落时代，即六七千年以前，这足以证明中国文明的产生绝不晚于其他３个文明古国。
这两位学者，就是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研究所——云南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正、副所长刘尧汉研究员和卢央副教授。
我到楚雄采访时，适逢刘先生应邀在美国讲学，卢先生也远在外地。未能识荆，深为遗憾。但其他彝族学者们的热情接谈，教我知道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东西，又给了我丰厚的补偿。
副所长杨和森、安伍合告诉我，过去在“左”的思想干扰下，彝族文化发掘研究工作长期处于被漠视和停滞的境地。在１０年浩劫中，不少彝文古籍被当作迷信品付之一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政策逐步落实，民族学研究也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门。１９７９年云南社会科学院在楚雄设立了彝文翻译小组，后发展为彝族文化研究室，到１９８４年再度升格为研究所。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刘尧汉担任所长。全所１６名研究人员中１５名是彝族，研究本民族文化，语言、感情相通，更容易深入。在刘所长主持下，全所人员没有走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路子，而是将实地调查、古籍考证和地下文物考古３者相结合，长期深入广大彝区，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依据这些充满“山野味”的材料，许多同志大胆探索一些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
近几年来，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继刘尧汉、卢央等所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两书出版之后，又完成了《图腾层次论》、《市场起源论》、《彝族虎星占的哲学和科学意义》、《彝族支地名与中国民族地名学》等１０余部专著。研究所将这批专著汇编为《彝族文化研究丛书》，预计将出至３０本。从１９８４年起，研究所每年汇集所内外有关彝族历史文化、社会调查、发展问题研究等领域的成果，出版综合性学术年刊《彝族文化》，迄今已出版６大本，每期均在３００页左右。
这支彝族学术队伍的崛起和他们带进学术界的清新之风，赢得社会学、民族学界人士的广泛重视和好评。“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提法被有关学者专家普遍接受。
在研究所里还聚集着一些“土学者”——“毕摩”。毕摩是彝族原始宗教的祭司，过去彝族中只有他们识得彝文，并有大量祭书家传。这些祭书除了记载各种祭祀规矩，也反映了彝族先民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的认识。长期以来毕摩被视为迷信职业者屡遭打击。１９８２年州政府召开首次毕摩座谈会，为他们平反，肯定他们是彝族文化的保存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是抢救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依靠对象。在毕摩们的支持下，研究所收集到祭书上千本，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毕摩还被吸收参加翻译工作。
饶有兴趣的是，彝族文化学派的影响已扩展到海外，先后有５个国家的学者１３次访问这里。在日本，曾有日本民族起源与云南彝族有关的说法。日本宇佐神宫祭史马场纪美史先生长期研究日本神道起源，有些难题多年不得其解，一次偶然读到刘尧汉等著《彝族天文学史》，豁然开朗，视为神示，遂于１９８７年专程访问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又参观了彝族祭奠仪式的模拟表演。他著文认为，彝族的北斗星座崇拜与日本北辰崇拜有明显历史渊源关系，日本神事中的“插柴”，是从彝族祭祀插树枝神座以标志星座演变而来。彝族文化与美洲印第安人玛雅文化的关系也日益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指出：玛雅人的太阳历，１年１８个月，一个月２０天，也将剩余５天作为禁忌日，与彝族太阳历都是不受太阴历每年１２个月影响的纯阳历；玛雅文化与彝族文化都以虎作为图腾；玛雅人供置历日神的三台金字塔与彝族一些向天坟设计惊人相似；玛雅文的行列也与彝文一样由左到右，由上到下。彝族文化很可能成为解开美洲古文明之谜的一把钥匙。
“彝族文化与海外某些古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目前我们还没有进行专题研究，不好下什么结论”，研究所的同志谦逊地说：“不过，古老的彝族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和贡献，肯定不止于我们目前涉及和已认识的范围。在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面前，还有着广阔的领域待探索。”
（附图片）
图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学者在研究出土文物。右为刘尧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