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乌兰夫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痛悼乌兰夫
伍修权
我在去年１２月９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乌兰夫同志去世的噩耗时，起初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会不会是看错了。然而铅印的文字像铁一样的无情，我不能不承认这是无可挽回的事实。这位为革命、为人民奋斗了一生的老战士，是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我与乌兰夫同志相识，已有６０多年的历史。那是在１９２５年，我们一同乘坐一艘苏联货轮，从吴淞口到苏联去学习。我是湖北地区党组织所选派；而他是平津地区党组织所选派的，当时我们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身材高大，体魄健壮，双目炯炯有神，名叫云泽。１９２６年中大编班，我与他同编在一个班，又凑巧同坐一条板凳。这样的同窗同桌的学习生活有近一年的时间。这期间我与他也都是中大篮球队队员，常一起出去比赛，友情自然较一般同学为深。
１９２８年，因为“四·一二”事变后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我选择了军事专业的深造，进了莫斯科步兵学校；他却因为俄文学习得好，被选派去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作翻译。１９２９年，我去远东伯力工作，他仍留在莫斯科继续为中共代表团作翻译。
１９３０年前后，我们彼此各走一方而失去了联系。实际上，我们都先后回国参加了革命。不过只是情况不同，途径有别，互相都不知道罢了。
大约在１９４２年，我在延安八路军总部工作；他那时也从内蒙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别十多年的同学战友，意外重逢，真是喜出望外。
这时，我才知道，这些年他一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着党的秘密工作，并已更名为乌兰夫。这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时刻有生命的危险。汇报后他又回到内蒙，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１９４６年，我在东北工作，又意外地碰到他来东北局汇报工作。需要一提的是，汇报中，他曾向东北局请示：鉴于内蒙古的特殊情况，以共产党的名义开展工作有较大的困难，是否可以用内蒙古人民党的名义发动、组织群众，便于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作？经研究后东北局同意并批准了他的这一建议。他回去后就按此计划进行了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为内蒙古人民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此事在“文革”中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不但他本人遭受了种种磨难，而且有数不清的同志横遭迫害，有的甚至含冤而死。在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党中央历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内人党”一事正是此种精神的体现。而“四人帮”及其走卒们不但无视此种精神的难能可贵，反而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横施暴虐，这不但暴露了他们的野蛮凶残，也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知愚昧。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革命”的外衣下，他们隐藏着一颗歹毒的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冤案被平反、昭雪。乌兰夫同志在六届人大上被选为国家副主席；七届人大上被选为副委员长。据我所知，这些职务，没有一个是他“伸手”要的。这也可见他品质的高尚。
乌兰夫同志待人友善、热情、坦诚。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节衣缩食，共度难关。他家弄到了一点土特产，还请我们一些老朋友去共享。东西的多少并不足道，但他待人那一种热情，都使大家感到温暖。
今天，他突然地离我们而去了。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老战士；我失去了一位老同学、老战友。但我也相信：他的名字永存，他的事业将由后继者来完成。